写稿和时代

　　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当校黑板报的编委兼通讯员，而向媒体投稿则是从1969年开始。1972年2月，我当民办教师报到的那一天，公社分管文教的宣传委员把一张县广播站通讯员登记表交给我填写，并嘱我为配合社里中心工作多写写稿。恭敬不如从命。

　　“文革”结束不久的拨乱反正时期，新旧观念碰撞，人们思想很不稳定。我有时辛辛苦苦熬夜赶出的一篇稿子，会随时被领导否决。另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新闻少有亮点。因此，我常陷入“无啥写、退稿多”的窘境。好在自己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犟劲，我能者为师，不耻不问，从当时的县委报道组高歌东和县广播站冯章才两位资深新闻人处学到不少。打那以后，我的稿件质量日见长进。由于当时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作为东阳唯一媒体的县广播站，每天新闻的播出量是极有限的。即使这样，那些年，我每年被县广播站采用的稿子都有几十篇，年年被评为积极通讯员。

　　改革开放以后，东阳出现了蒸蒸日上、亘古未有的巨变。于是，我的写稿如鱼得水，“忽如一夜春风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我每年的用稿数较原来翻了几番。特别是《金华日报》、《东阳日报》先后复刊以后，我得到了这两家媒体编辑、领导的指导，写稿水准突飞猛进，我先后成为《浙江教育报》特约记者、《中国教育报》副刊特约撰稿人。写稿也促进了我的教学水平的长足提高，我连年获得教学、写稿双丰收，被破格招转为公办教师。

　　机遇又一次眷顾我。1994年，原上卢镇党委把我从小学教导主任的岗位调到教育处任小学教研员兼报道员，市教育局把我列入了3人核心报道组成员。这样，我能在全市范围内优先获得鲜活的教育新闻素材，稿源活水滚滚来。光1998年一年，我就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了10篇稿子。用该报驻浙记者站站长的话说：“这在整个浙江的业余作者中也是凤毛麟角。”接着，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于我：被破格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并被作为市优秀教师报告团成员到一些学校巡回演讲。

　　2008年退休以后，我仍一以贯之地紧握手中之笔。有一年，我遭遇了较严重的骨折，但我仍被东阳市委宣传部评为对外宣传先进个人。这项奖，我已是先后10次获得。面对市委宣传部一领导的夸奖，我说：“不敢当，我只是赶上了好时代。”

　　今年3月，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上，当大家夸我发表文章多、获奖多时，我也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能长期坚持笔耕到今天，并通过勤奋努力实现了人生价值，是因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因为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我个人的写稿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脚。

　　祖国，我爱您，祖国，感谢您，您让我赶上了好时代，是时代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