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子里的那些人和事

　　我老家在东阳市江北街道东璜山小区，地处在一个酷似四合院的大院子里。我家和大阿叔（堂亲）的房子坐北朝南；中间隔着一个大堂屋，这是院内人公用的地方；朝东住的以次是小阿叔（堂亲）、守朝阿婆、汝林大伯和依光大姐；朝西的则是三阿公（堂亲）、小阿公（堂亲）和开尧大伯，所有房子都是木头结构。南边则是一堵用泥沙砌的围墙，正中开一头大大的双扇门。村人对长辈的称呼都是以辈份论大小。

　　在我的记忆里，全院子9户人家几十号人，济济一堂，带着“三乡”人特有的那种有礼有节的特性，相互照应的习俗，沿着你退我让、有乐同享、有喜同庆、有难同帮的轨迹，共同生活了几十个春秋，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远亲不如近邻，和和睦睦相处亲如一家的真谛。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举家把户口从杭州迁移到农村老家，正在读初中的我也随往。

　　自踏进家门那天开始的好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有邻居送“货”上门，六谷粉、小麦粉、霉干菜、萝卜干……甚至连锅铲、碗筷等都有人送来。用大家的话说：“你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能凑一点是一点。”守朝阿婆指着我和弟妹笑着说：“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们还愁什么？”一个个善举 ，一句句暖人心窝的话，令我们全家人感动不已。说这些话的，送东西的，除了院内的8户人家，还有外院子的或是同个生产队的。当然，父母也不时把一些长期一点一点积蓄下来的粮票、布票等回敬给这些好心人。

　　不久，又出现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个隆冬的早晨，母亲打开房门，只见门钮上挂着一只饱鼓鼓的土布斤包袋。母亲拎起，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全是红薯、毛芋。显然，这又是邻居送来的。那又是谁送的呢？母亲纳闷着。后来父亲母亲在院子里问了个遍，也没有问出个结果。院人们都说，大家这样悄悄地送来送去是常事，何必一定要追究是谁送的呢。后来，这样悄无声息地送东西给我家，又发生了几次。用父母亲的话说，老家人特别重情重义。

　　就这样，不仅很快把我们一家子融入到了院子这个大家庭里，甚至连我家的客人也受到了这种特殊的优待。一天，我和弟、妹都在上学。父亲一大早陪生病的母亲到六石医院治疗，因为输液一直到傍晚才回家。父母回家后，邻居告诉他们：“你家来客人了，现客人在依光家。”

　　原来，我父母在杭州结交了一对来自黄岩的夫妻。这次他们是专程来看望我父母的，抵达东璜山时，已经是两点钟了。当时，依光大姐见我家没有人，即把客人接到她家里。用烤鸡蛋煮索面进行招待（这是当时村人最客气的点心）。事后，我父母带着礼品去感谢依光大姐时，她说：“唉，不要这么客气，都是同个院子的，你的客就是我的客么。”

　　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周围的水井离家约二、三百米。因为我是长子，又有十五、六岁了，放学回家，取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肩上。又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只会拎东西不会挑担子，故，我家斜对面的汝林大伯特地叫洪泉（也是初中同班同学）与我结伴挑水。这样，洪泉不时地纠正我挑水的姿势，手把手地教给我一些小窍门，让我很快上道。从只能摇摇晃晃地挑半担水到能够平平稳稳挑上大半担。也就是常与洪泉、顺香（大阿叔长女）等“小不点”们结伴劳动，让我这个五谷不分的人也学会了许许多多的农活且受益终身。

　　还有几个画面，记忆也同样特别深刻：

　　其时，大家住房拥挤，小阿叔家和三阿公家共用一个建在猪栏边的茅坑。而我家那间不到 30平方米的典屋，自然暂时就建不了茅坑，小阿叔就叫我们去用他们的。印象中，在3家合用一个茅坑的那两年多，大家从没有为上茅坑争先后，更没有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有的是：“你先来。”“没关系。”

　　我小阿公的长子桂松从小患有“癫痫症”，邻人没有一个歧视他。相反，都把他当大熊猫看待。不发病时，他和正常人并无二致。20来岁的人，又长得壮实，虽个子不高但很有力气，人又憨厚，每每看到邻居干活来不及或是缺人手，桂松都会主动上去搭把手，可大家都硬是不让他“搭”。有时实在拗不过他，就只是让他象征地干一下。一旦他的病情发作，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会当旁观者。后来，桂松发病去世，着实让全院子的人伤心了好几天。

　　孩提时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爆米花、切糖、做年糕等。而一旦主人家把农家糖或土年糕做成以后，全院子的人都可以唇齿留香，一饱口福。今日吃你的，明日吃我的。用现在常与我联系的一位同院发小的话说：“快到年三十夜的那些日子，在院子里几乎天天都可以吃到各种美食，好像天天都是邻居节，真开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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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院子里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大部分都已倒塌了，寥寥无几的几间破屋也空无一人。有的住到城里，有的易地拆建。老一辈的人相继离世，我等一辈也年逾古稀，但还都健在。半个多世纪碧海桑田，岁月流转。但昔日的那些真情实感依在，平日里相互联系着，逢年过节互相走动着、看望着，和和睦睦的点点往事，甜甜美美的滴滴时光，还不时浮现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