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这些小洋楼都与这个家族有关

　　小洋楼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西风东渐的西洋建筑。它最早出现于鸦片战争后，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冲撞与交融的结果。在素有“建筑之乡”美誉的东阳，小洋楼代表着外来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变异。经过一轮轮的时代风潮涤荡，如今，东阳境内仅存十来幢小洋楼。鲜为人知的是，其中几座小洋楼与东阳一个家族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

　　这个家族就是东阳葛氏，又称泮南葛氏。

　　礼村小洋楼最美的三层楼

　　桃花灼灼的时候，走近南马镇礼村小洋楼，劈面而至的青灰色屋架于颓废中透着高贵。尤其是东侧的正门外立面，融砖砌、石雕、灰塑于一体，欧式风格鲜明，虽年久失修而爬满藤蔓，却有着澳门大三巴牌坊的气质。在这堵“门面”的遮掩下，如果不走入楼内，几乎难以发现木质的楼板、门窗已坍塌成犬牙交织状。这份特立独行的气质，使得这座三层小洋楼在1980年前，一直是东阳和永康之间方圆百余里内令人赞赏的地标性建筑物。

　　据村内的退休教师葛世美介绍，礼村小洋楼建于1919年，由在上海的英国皇家建筑公司根据当时欧洲诸国新型楼房款式设计建造而成，材料考究，造型新颖，属名副其实的洋房。小洋楼坐西朝东，主楼五间三层，占地约260平方米，高约15米。主楼两侧各有三间两层楼，占地约180平方米，高约8米。

　　主楼一楼是面积约200平方米、层高3米余的大厅，整个空间用0.8米见方的大梁挑空；二楼和三楼设有会客室、活动室，前后走廊皆与两侧厢房的走廊畅通相连，人在各楼都可环绕主楼通行走动；楼顶上建有3个“老虎仓”，立于其上，能清晰远眺数公里内的风景。

　　洋房的东西面是两个长方形大院，面积各近千平方米，用砖墙围护。其中东院栽着近百棵果树，提供四季水果；西院是花园及荷池，栽有牡丹、海棠、雪球、腊梅、桂花、月季等花木；还有两根雄伟挺拔的石笋和数棵枝高叶茂的梧桐树。

　　东阳人建房素重门面，礼村小洋楼也不例外。东侧正外立面三层各设有5座拱券门，用青砖叠砌而成，拱券中央镶嵌石雕“暗八仙”图案，边缘用洋灰（水泥）堆塑出卷草纹，再以水磨砖砌灰塑的须弥座与立柱相连，下以石雕柱础承托。门上装有木质花格窗。二楼和三楼的拱券门安装木栏杆，形成窗户，窗户之间以科林斯柱联结，装饰有洋灰堆塑卷叶纹的柱头，类似东阳传统立柱上的“卷杀”。从残存的木结构看，二楼和三楼的拱券上方原来安装有雨棚，用于遮阳挡雨。

　　洋房是葛崇新、葛崇棣兄弟俩齐心创业的成果结晶。其父葛绍能较早过世后，兄弟俩相互依靠，同心同德，共建家业。葛崇新擅长中医药，既当医生，又开药店，医术高明名声好；葛崇棣精于酿酒、腌制火腿，产品旺销杭沪，生意红火。兄弟俩邀请在上海认识的英国朋友设计洋房图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投入重金确保工程质量，而后相继建成厢房、果园、花园等配套设施，在四乡八村成为美谈。

　　1950年，洋房收归公有，先后成为华西乡政府办公楼、南马供销社草席收购站和小商店，还由公社办过草席厂等。由于用多管少，年久失修，洋房逐渐成为危房。2000年3月，葛崇棣的幼子葛伍肖申请东阳市人民政府折价归还洋房，方便整修。遗憾的是，由于资金欠缺，力不从心，洋房至今难以彻底修缮，令人心痛！

　　虽然小洋楼欧式风格鲜明，但从装饰图案和营造技艺仍不难窥视——其身着洋装却是一颗中国心，尤其是楼上的木结构部分如分隔房间的墙体，使用了东阳独有的“篾条抹黄筋泥”技艺，经济实用，可见小洋楼的建造依然沿袭着东阳传统民居的经典营造技艺。

　　葛宅小洋楼地理学家的家园

　　如果单从外观看，位于虎鹿镇葛宅村的葛绥成故居和东阳传统民居并无二致，都是青砖黛瓦坡屋顶，九间头三合院。但在其正后房窗和侧门门楣上，装饰有欧式风格的山花、爱奥尼式立柱等元素，内部木栏杆为当时流行的“罗马柱”，整体土洋结合，中西合璧。

　　葛绥成（1897-1978），1916年考入中华书局，次年任史地部编辑，专事地理学研究及编辑著述。中华书局早期之地理学教科书，什九出其手编，又能精绘地图，以一己之力编成《中外地名辞典》，开创此类辞典编辑之先河。1932年任史地编辑部主任。曾任大夏、农业、上海暨南、福建暨南、英士等大学的教授。1946年，葛绥成任中华书局地理部主任，主持成立中华地理学会，创办《地理之友》杂志。

　　1940年，在《中外地名辞典》基础上，葛绥成编撰出版《最新中外地名辞典》，共收中外地名25000条，是解放前篇幅最大的中外地名辞典，成为毛泽头案头不可或缺的读物。在编写此书时，葛绥成隐居葛宅故居，“动辄箐灯深夜”。此故居就是他用稿费和薪水建造而成。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处精神家园的感情，他在后窗装饰欧式元素时，特意堆塑出“吾爱吾庐”四字。2017年，葛绥成故居被列为东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事实上，类似葛绥成故居的小洋楼，在葛宅还有一座，就是葛隆高故居。其内部结构也是九间头三合院，内部的堆塑图案也一致。只是葛隆高故居外部没有山花、爱奥尼柱等欧式装饰，淡化了西方文化的痕迹。两幢房子应该是同一拨工匠建造，而且是同时期建造。

　　有意思的是，在南马镇南湖村有幢三进式的小洋楼，系原南马二中校址。建造者胡立茂，他的姐姐就嫁给了礼村的葛隆菊。虎鹿镇燕山村其中一幢小洋楼，则是葛隆高的表弟所建。

　　夏阳山小洋楼见证乱世爱情

　　横店镇夏阳山社区，紧挨着八面山脚，有一幢青砖为表、木构为里、庑殿顶的小洋楼，在葱郁花木掩映下，犹如落落大方、清丽脱俗的民国美女。村民们说，这幢小洋楼的气质，一如它当年的女主人张苏卿。

　　小洋楼五间两层，三正两厢，因为南面紧挨八面山，故而坐南朝北。较之东阳传统民居，小洋楼开间更大，层高更高，进深也更深，其结构比例接近当代民居。正面三间辟有宽大的走廊，砌有三道拱券门。一楼天花板浇筑水泥梁，形成坚固的“腰箍”，外墙用青砖磨砌“叠涩”作为装饰。水泥浇筑的楼栅壮硕密集，铺设木楼板。楼上也是同样的格局，但是因为在腰箍之上再立榀架，不像传统木结构民居那样从一楼到二楼“一木通顶”，所以二楼格外高敞，层高较传统木构楼房高了半层。楼上居中是安装着玻璃的会客室，四周围廊相通。左右厢房被分割成前后两间，采光较好而又相对隐秘的北半间作卧室，内设天花平顶。

　　值得一提的是，小洋楼南面是一幢传统的“九间头”，其与小洋楼用走廊连接，畅通无阻。“九间头”层高较小洋楼要矮，利于小洋楼采光。两楼之间的小天井内绿茵铺陈，黄花点点。

　　今年90岁的张灿云是张苏卿的儿媳妇。她于18岁嫁到此地，小洋楼就是为了迎娶她而建造，由此可推测小洋楼约建于1947年。建造这座小洋楼，绕不开兰桥葛氏（虎鹿镇葛宅村）一位名叫葛隆高的人。

　　葛隆高与张苏卿相识于去上海的路上，于乱世中一见钟情。葛隆高考上之江大学，1919年因五四运动学校罢课而提前放假离校，辗转于1921年考入上海江海关，后担任总会计师。当年的张苏卿艳冠沪上，据传还是曾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救命恩人。她的娘家在湖溪镇后坑，1954年湖溪重建清济桥时，她捐赠了金属栏杆。《湖溪镇志》载：“民国十九年（1930）张苏卿携弟张星奎到上海丽园路开办华兴绸厂，有织机16台，1937年由张星奎接管。”事实上，华兴绸厂由葛隆高与张苏卿合办。

　　葛隆高先后娶过五任妻子，直到张苏卿的丈夫去世后，才让她为自己打理家业。上海解放后，葛隆高身陷囹圄，张苏卿受到牵连。解放军接管海关，发现账目混乱无从打理，陈毅市长下令让葛隆高“将功赎罪”。葛隆高提出一个条件：“放我走的那一天，我要带走一个人。”半个月后，他和张苏卿一起出狱，从此相濡以沫。夏洋山小洋楼，也记录下了这对情侣的几多恩爱时光，而张灿云和孩子们也都称葛隆高为“爷爷”。

　　2017年，夏阳山小洋楼被列为东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