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汉宁之辩由来已久。持吴宁说者，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沈约（441—513）《宋书·州郡志》：“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持汉宁说者依据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兴平二年（195）分诸暨之大门村为汉宁县。”“建安二十三年（218）……又分乌伤之上浦为永康县，分章安立临海县，改章安为罗阳县，余暨曰永兴县，汉宁曰吴宁县。”“孙皓宝鼎元年（266）分会稽为东阳郡，以乌伤、太末、新安、丰安、长山、吴宁、平昌、永康、定阳九县属焉。”从史学角度来说，《宋书》为正史，《会稽志》为方志，且《宋书》的成书时间比《嘉泰会稽志》早约700年，可信度明显高于《会稽志》。更有甚者，《嘉泰会稽志》推翻吴宁说，首提汉宁说，却没有提供书证物证，有采录失察甚至虚构之嫌。但《宋书》是断代史，《嘉泰会稽志》却是通志。也就是说《嘉泰会稽志》虽没指明“汉宁”说的依据，但《宋书》之“吴宁”也不能完全排除宝鼎元年前东阳曾名“汉宁”。于是争论又回到了原点。
持汉宁说者认为：汉名汉宁，吴名吴宁，理所应当。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刚刚渡江南进，占据会稽已在建安元年（196）①。至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才有吴国，而称帝则要到公元229年。未有吴国（指孙吴、东吴），何来吴宁？且当时汉天子尚存，孙氏绝不可能，更没权力越过现存之“汉”而以20年之后才立国的“吴”来给新建之县命名。
上述理证初看在理，其实不然。盖因吴宁之吴，并非吴国（孙吴、东吴）之吴，而是地域之吴。为此，不能不先对吴的地域演变作一番解释。
一：吴的历史演变
春秋时的吴国也称为勾吴、攻吴，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至十九世孙寿梦称王，据有今江苏、上海的大部分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市）。传至夫差，于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这是鼎定地域之吴的第一块基石。
《史记》卷三十一的记载为：吴②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即周文王），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③。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后日益强大，遂有吴越争霸。
汉朝的吴国汉高祖五年（前202）正月，刘邦下令：“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见《汉书》卷一下）于是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领有淮北至江南会稽郡之地。汉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计，伪为云梦之游，会诸侯于陈。楚王迎之，因而被执，废其王号（见《史记·高祖本记》）。
刘邦在楚地翦除异姓楚王韩信后，开始分封同姓王，将楚国分为楚、荆两国，封刘交为楚王，刘贾为荆王。刘贾为刘邦的堂兄弟，在楚汉战争中曾入楚地招楚大司马周殷叛楚归汉，举九江兵迎黥布兵会垓下，共败项羽。刘贾拥有淮东的东阳（即临淮）、鄣（即丹阳）、吴（即会稽）3郡53县，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吴西南的阳羡本名荆溪，有荆山，荆国即因荆山而命名；又因为都于吴，荆国也称吴。这是鼎定地域之吴的第二块基石。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刘贾溃败，走死富陵（今江苏盱眙东北60里），荆国灭亡。刘邦亲自率领刘濞、刘交等讨伐黥布。次年十月，黥布兵败，逃至番阳被杀。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因荆王刘贾无后，“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④无法掌控，决定改荆国为吴国，立兄之仲子濞为王。濞当时年方20，可谓刘氏子弟中的壮士。拥有东阳、鄣、会稽“三郡五十三城”。又增豫章郡，“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王都从吴北移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因其国号为吴，从此吴的地域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是鼎定地域之吴的第三块基石。
刘濞封为吴王，是太湖流域开发史上继先秦楚国春申君之后的又一大事，吴地逐渐发展成为江东一大都会。吴也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藩国。
汉景帝执政后，采用“削藩”的手段缩小各王国封域。在削吴国会稽郡、豫章郡时，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于景帝三年（前154）正月起兵造反，后被周亚夫所败。景帝利诱东瓯人杀刘濞于丹徒，七国之乱平，吴国废。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改吴国为江都国，吴故都广陵改名江都，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治故吴国。江都国初封时仍领有江南的鄣郡和会稽郡。但景帝五年（前152）开始，会稽不再属江都国，而直属中央政府。
中元五年（前145）开始，景帝抑损诸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废江都国。次年，江都改名为广陵，置广陵郡。元狩五年（前118），改广陵郡为广陵国，鄣郡仍属广陵国。元封二年（前109），鄣郡更名为丹扬郡，直属中央政府。会稽郡郡治在吴（今江苏苏州），丹扬郡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汉武帝平东越后，东瓯、闽越故地归会稽郡。会稽郡的南部郡界由金衢盆地推进到浙江南部的椒江、瓯江流域，到达闽江流域。其政域北起长江南岸，南至福建，地或辽阔。原因是会稽郡地处东南边疆，远离汉朝的统治中心。汉武帝时，严助为会稽太守，曾出现“数年，不闻问”⑤的局面。从此，吴的地域逐渐南移，长江以北部分逐渐从吴的地域中淡出。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分天下为125郡，会稽郡、丹扬郡不变。更始三年（25），刘秀即位，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会稽、丹扬两郡政区依旧。
吴郡之吴东汉开始，杭州湾以南的原越国中心区，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地方豪族势力抬头。以越国故都为会稽郡治成为山阴县人的一种政治要求。而会稽郡地域范围过大，政令不便传达，吴会分治成为势之必然。顺帝时，会稽郡人终于提出了分郡治理的要求。时任会稽郡阳羡令的周喜（一作周嘉）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东汉永建四年（129），遂以浙江为界中分吴会，南为会稽郡，北为吴郡，实行吴、会分治，钱塘江以北13县属吴郡，会稽郡治从吴县迁至山阴县。同年析会稽郡上虞县地置始宁县、章安县地置永宁县。至此，会稽郡辖15县，属扬州刺史部。
综上所述，在三国之东吴立国之前，吴作为地域概念早已存在，而且已深入人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水》：“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说得明明白白。
二：孙策渡浙据会的年份
2019-04-19
持汉宁说者依据《资治通鉴》认为孙策建安元年（196）才渡浙江，占领会稽。通鉴记孙策占据会稽于建安元年九月之前，不著月日。笔者以为通鉴的叙次或许有误。据《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馀，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历阳，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馀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杨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时袁术僣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
而《三国志·魏书》卷六又载：
兴平二年冬，天子败於曹阳。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於诸君意如何？”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嘿然不悦。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僣号。
据此，兴平二年冬，孙策已据有会稽，并自领会稽太守，与分诸暨而立吴宁县之年分契合。而范晔（398—445）《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也载：“是岁（兴平元年），杨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此后再无孙策占据会稽的记载，只有唐李贤的注：“《吴志》曰：孙策既破繇，遂度兵据会稽，策自领会稽太守。”而通鉴记孙策占据江东于兴平二年冬月之后，与《后汉书》相差一年。但袁宏（328—376）的《后汉纪》卷二十九则载：“是月（建安元年七月），孙策入会稽，太守王朗与策战，败绩。”与通鉴合。《三国志》和《后汉书》为记传体史书，《后汉纪》和《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史书，按理说在年分的把握上编年体应当更准确。但笔者以为，如东阳于兴平二年（195）建县这一时间无误，则孙策之据会稽也当在公元195年。因为古代要在一个已有之县中分立一个新县，要么是人口剧增，要么是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而孙策据会稽正是分诸暨立吴宁的因由。
三：“吴宁”县名的真实意蕴
东汉兴平年间孙策渡江南进，控制了吴地的大半，接着又占据会稽。东阳地处会稽郡的南缘，位居浙江之中，建县以后，对东南的瓯越和西南的山越皆能起到较好的扼制作用。分诸暨而置“吴宁”县，仿佛是在会稽郡的南大门上加了一道门闩，使三吴的安全更有保障。所以，以“吴宁”名县，是祈愿吴地安宁，合情合理。绝非持汉宁说者所说的“吴国安宁”。
四：东阳建县之时为什么不能称“汉宁”只能称“吴宁”
理由有三：
一、东阳建县之时，近乎蛮荒。在当时98个郡级行机构，1181个县级行政机构中（以上郡、县之数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统计），东阳的权重十分轻微。以一东南偏远小县之建，欲求中原汉室之安宁，实在荒诞可笑，故“汉宁”之名，几无可能。
二、当时的孙策虽然掌控了苏、浙、赣的部分地域，但就全国来说，仍属中小诸侯，其实力和袁绍、袁术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甚至不及刘表。纵有立国之志，也无立国之资。故而在三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孙坚还是孙策，都以汉臣自居，至少在表面上是拥戴汉室，忠于职守的。然则，谋求吴地安宁是孙策的职责，而谋求“汉宁”则是汉献帝的事，不在孙策的职责范围内。在那个专制而动荡的年代，孙策想以“汉宁”名县，不仅无权，还带有明显的僭越色彩，这种欺君罔上的做法，不仅会招来骂名，成为众矢之的，最低限度也会招致敌对谋士“其志不小，急击勿失”的建议。这对于孙策来说是灾难性的。作为政治人物，这种政治敏感性孙策应该具备。
三、据《后汉书·郡国志》二十二，东汉永和元年（136），贵阳郡已设置了“汉宁”县。而据《旧唐书·志》二十：“资兴：后汉分郴置汉宁县。吴改为阳安，晋改为晋甯，隋改为晋兴。贞观八年省，咸亨三年复置，改名资兴。”则资兴之名汉宁，从永和元年一直延续到孙吴立国之后。兴平二年，资兴之汉宁仍然存在，再来一个同级同名的汉宁县，是政区划分的大忌。
五：造成“汉宁”“吴宁”之争的原因
从现有史料来看，施宿之前无“汉宁”说，而《宋书》又有明确的记载，可见五代之前，以吴地安宁而命名“吴宁”的原因是清晰的。世易时移，时光轮替，作为朝代的三国之吴，其影响日益扩大，以致人们一提到吴就会想起三国，并联想起孙权、曹操、刘关张、诸葛亮等。而上述历史人物的魅力，又反过来提高了三国之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无形之中，东吴、孙吴之吴终于替代并抹杀了“吴宁”县名中的地域之吴。加上唐宋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正统观念不断加强，地域之吴既被“抹杀”，大多数人就会发出“当时尚存汉天子，何事立县名吴宁”的感慨，得出吴宁之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结论。于是“汉名汉宁，吴改吴宁”的推测就日渐成形，最后被施宿采入了会稽志，或者施宿本身就是始作俑者。造成这种紊乱的根源，一是历史事实往往会被重重迷雾所遮掩，很难厘清；二是陈腐的正统观念长期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使许多想当然的东西成了金科玉律。但不管怎样，一旦明了吴宁之吴指的是地域，不但闲气可消，纷争可解，即便重起施宿、赵衍于地下，也可宴然释怀了。
注释：
①此为《资治通鉴》的说法，后有专门讨论。
②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③集解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隐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顔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而注引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氏见《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之文，遂弥缝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义。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
④见《汉书·吴王濞传》。
⑤见《汉书》卷64严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