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东城西北隅水门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东阳的新纪元，沉浸苦海的东阳人民解放了！
1949年5月8日，正是星期天，我们兄弟三人在家自修学业。下午3时许，堂婶招娣匆忙来到我家，焦急地说：“共产党打过来了，水门外张公山、水月庵一带都是共军！”
堂婶是做土布生意的，那天去义乌廿三里赶集，巧遇解放军布阵攻城。她从未见过解放军，不了解更不理解解放军，怕极了。
听到堂婶这么说，父母即叫我们关上板门打烊。母亲习以为常地把八仙桌往墙角里摆，桌上铺了几床厚厚的棉被，以防流弹伤人。她让我们三兄弟躲进桌子底下，她和父亲守护在桌子边缘，那情景真像是要大祸临头。
不久，城西城北方向枪声大作，国民党军警与解放军交上火了。不久，从十字街那边有三三两两的溃兵逃窜过来，弃枪丢盔，神色慌张，狼狈不堪，整条街上弥漫着恐怖气氛。紧接着，后面追兵喊着“缴枪不杀”跑过来，又有二三十辆自行车追上来，那神色可谓“雄赳赳气昂昂”。我们从门缝里看出去，像看西洋景一样，看得惊呆了……后来听说，县自卫队和警察都集中在东门头教堂里缴械投降了。
傍晚时分，枪声停止了，有解放军战士沿街敲门喊话：“老乡开门，不要怕，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人民解放军！”父亲欣喜地开了门，热忱地说着“欢迎欢迎”，但解放军并不进门，只是热情地与父亲握握手就走了。
当时，我家住东正街100号，李祠堂隔壁的“瑞森祥成衣店”就是我们的家。由于住在街上，消息比较灵通，许多消息是第一时间就得到。傍晚华灯初上，街上的行人慢慢多了起来，许多解放军女战士在作宣传，分发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渡江作战命令”和“入城约法八章”。女兵们热情洋溢地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教人们扭秧歌。从她们的宣传中得悉：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4月21日奉命渡江，首先解放了安庆，向东横插过来，东阳是他们攻打的第12个县城。一路过来，极少遇到抵抗，只在东阳遇到小股敌军抵抗。
翌日上午，有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我家，要求赶制八角帽。他带了一大包破旧军装，说改制成3顶八角帽，算是废物利用吧。父亲拆开那顶满是弹痕的旧八角帽，用“马粪纸板”打样，做了3顶八角帽，缀上红五星。我从这位解放军的胸章上得知，他姓于，B型血，职务是营长。于营长告诉我们：中午有场好戏，国民党的一个师要在东阳吃午饭。
5月9日是星期一，我和二弟照例上学，升旗仪式照常举行，但不升青天白日旗了，改升红旗。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操场上，向同学们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入城约法八章”。东阳中学的教导主任徐希瑜讲了解放的意义。当天，除了数、理、化课程，英语、语文及公民课程一律暂停。正上着课，东边忽然枪声密集响起，许多同学跑上城墙观看，守卫城墙的解放军战士劝阻我们，但没人听从，只得让我们卧倒观战。
只见东门外叱驭桥那边的广阔麦地里，许多解放军卧地埋伏，一些战士用铁锹麻利地挖土作单人掩体，架起机枪等待来敌。
12时许，战斗打响了，只见许多运输士兵的汽车被打穿轮胎，停了下来，车上的国民党官兵惊慌失措地下车举手投降，也有的向南山方向逃窜。花枝招展的官太太们尖叫着、哭号着，成群结队作了俘虏……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部分残敌乘车向永康方向逃窜。
5月10日，我们的亲戚、从锦堂师范学校毕业的陈一飞、单加木他们创办的“海棠通讯社”编印的《大东报》，由国民党创办的《东阳民报》改版的《东阳人民报》，都详细报道了这场战役的情况。原来，解放东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0三团、一0五团。此次在东阳，他们遇到了自卫队负隅顽抗。另外，从淮海战场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三一八师像无头苍蝇似的，竟于5月9日上午打电话来问东阳情况，接电话的驻城解放军就告诉他们东阳安全无事，准备好午餐欢迎他们。于是有了这场被称为“黄藤岗战役”的漂亮伏击战，歼敌300余人。5月10日，一0五团又在永康四路俘敌师长彭霖怀以下1000余人。
二野十二军在解放东阳后驻扎了一段时间，我们家隔壁的李祠堂门口挂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军政干部学校”的牌子，于5月中旬公开招生。我二弟虞廷贤和我的同学韦亚朗、严皖光（严济慈的侄女）都参军了，我因为左腿残疾被劝退转地方工作。
二野十二军完成了战略任务，挥师南下，进军云贵执行解放大西南的任务。8月份，第三野战军三兵团接防浙江。东阳人民永远怀念解放军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