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幢民居曾保护了五位县委书记 堪称卢宅最“红”建筑
在卢宅明清建筑群拱宸巷内有一座四合院，南边是一幢淡黄色外墙的气派洋楼。洋楼北边隔着庭院是一排4间低矮的两层木结构楼房。这排貌不惊人的楼房，抗战时期曾是中共东阳县委机关驻地，曾有5位县委书记在此工作或者避难。
这排楼房是卢福星的故居。卢福星，字子文，号增炎，曾任中共东阳城区区委书记。他一生未婚，牺牲时年仅35岁。当年，他把属于自己的房子变卖后，把所得资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什么叫无私奉献？卢福星就是真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立于卢福星故居前，卢宅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卢启源激动地说，“他为了党的事业放弃了个人的一切，他的故居堪称卢宅最‘红’建筑，必须得到有效保护。”
从绸厂员工到区委书记
裁缝、木工、木雕工，在成为上海锦云绸厂的员工前，卢福星有过多重职业经历。
1908年，卢福星出生在卢宅二村（今卢宅社区卢二小区）。父亲卢松庆以务农为生，育有三子三女，卢福星是幺儿。
卢福星8岁时，母亲去世。受生活所迫，家中最小的姐姐做了童养媳，他也于12岁时辍学学艺，后到上海的丝绸厂做工。1934年，卢福星在上海锦云绸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格上填写的名字是卢增炎。不久后，因为公开参加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斗争，他被开除出厂，进入上海英租界做临时工，继续坚持斗争。
“八·一三”事变后，卢福星受党组织委派回到东阳。他组织回乡的失业工人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乡村开展宣传活动，同时积极发展入党分子。1937年底，卢福星担任了城区党支部书记。
1938年5月，中共金（华）衢（州）特委决定把东阳县工委改建为县委，下设岭北周、城区、东诸边等区委，卢福星被任命为城区区委书记。他和大家团结战斗，先后建立了河头、毛蓬、鲫鱼岭、城区工人、妇女等5个党支部。在做好党建工作的同时，他创办民校、夜校作为党的活动阵地，发动党员以广交朋友的方式，争取团结更多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掩护五任县委书记脱险
城区区委成立后，1938年8月，县委机关从城内潼塘搬迁到卢宅卢福星家里。
卢宅在县城东面，离国民党县政府才2华里，是一个古老的乡村。“中共东阳县委机关搬迁到这里，可以说是应了中国传统‘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卢启源说，解放前的卢宅国民党名人多，卢福星家南面就是曾担任桐庐、定海、玉环等县国民党县长的卢云琛宅第慎修堂，两者只隔了一个门堂。1933年，卢云琛对慎修堂的格局作了调整，改建成了洋楼，卢福星家低矮的两层楼只及洋楼的一半高度。只要稍加留意，卢福星家的举动很容易被卢云琛家人察觉。而在卢云琛家南面，隔着一条弄堂，就是担任过新昌、海宁、建德等县国民党县长的卢寿祺的小洋楼。如果要到卢福星家，必须穿过这两座洋楼之间的弄堂，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中共东阳县委机关偏就暂时栖身于此，保卫县委机关安全的艰巨任务全落在卢福星身上。也正唯其如此，更显得卢福星胆识过人、机智无双。
1939年3月14日，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裘家岭举行，卢福星作为16名党代表之一，见证了东阳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会议。3月13日午后，他在家里通过暗号，对接上了化名为孙克辛的新上任县委书记马丁。下午，他带领马丁、徐德潮、吴维元等，一行4人携带毛巾、袜子等礼品，以走亲送嫁为名，翻山越岭步行40余里路，赶到裘家岭村潘田丁家里报到，保证了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
马丁并非县委机关搬迁到卢宅后，唯一由卢福星保护掩护的县委书记。1940年春节前夕，卢福星又以招待上海亲友的名义，接待马丁和刚来东阳从事地下工作的梅凯、林一新、陈琼（化名陈洛宁）等党的重要干部，度过了一个暗流汹涌的春节。为了确保安全，卢福星在家中客堂设下了“麻将局”。马丁等4人围桌而坐打麻将，多数时间在低头窃窃私语商量革命大计，偶尔吆五喝六推牌抹牌，邻居都以为他家住进了一伙“赌徒”。一直到元宵节过后，梅凯、林一新、陈洛宁等才转往湖溪工作。梅凯后来担任了中共东阳县委书记。
1940年秋，金属特委派遣杜承钧到湖溪部署地下党员张贴、散发传单，时任中共东阳县委书记徐玉书指派卢福星到卢宅村前西南角的凉亭里对接。卢福星把杜承钧接到家里后，反锁家门，让杜睡到夜深人静时分才护送他上路。当年10月，徐玉书在城内的住房不慎暴露，被国民党逮捕，后越狱脱险。隐藏在城区宏道小学（即吴宁一小）的梅凯、王力群等3位地下党员又接国民党当局传审通知，紧急转移，先把铺盖等物品从学校搬到卢福星家，再由卢福星护送到义乌青口小学。
从1938年至1940年，中共东阳县委机关设在卢福星家长达2年，先后接待、保护过马义生、马丁、崔洪生、徐玉书、梅凯等5位县委书记，从没出过漏子。难怪20世纪60年代，马丁在深情地回忆卢福星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在东阳与卢福星同志共事整整一年，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关怀备至，亲上加亲，胜过同胞手足，县委机关设在他家，安全无恙。”
为了保证县委机关绝对安全，卢福星想尽千方百计。1939年春，县委指派卢福星到六十三都乡槐堂桐川植才小学当代课教师，他以晚上睡觉想要个学生做伴为理由，挑选了徐根海作为活动“小助手”。有一次，县委召开重要会议，卢福星把徐根海和另一名学生带到卢宅，晚上开会时叫他们坐在屋外门槛上放哨，并嘱咐两个孩子：“如果有陌生人来，你俩就打架。”当晚果然有人经过卢家门口，两个孩子就打起了架，卢福星听到后连忙跑出来，一看是同村人，就“制止”住两个孩子，让他们继续守候。这样待了几个小时，会议终于安全结束。
县委机关设在卢宅的两年里，卢福星主要在六十三都乡槐堂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6月，他和陈琼等一起，领导发起了“还政于民”的六十三都乡民选乡长事件，并于农历八月十三策划领导了“新三十六行”抗日宣传活动，进而发动师生成立抗日剧团演出。
卖掉房产田产从事革命
1940年10月，中共东阳县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特别是在县委书记徐玉书被捕入狱后，国民党反共气焰颇为嚣张。为此，党组织发出指示：加强秘密工作，用一切办法隐藏。
当年底，党组织指示卢福星到八达一带山区开展工作。临行前，他变卖了属于自己的楼房和田地。据卢宅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卢福星变卖房产和田产时遭到了亲属劝阻，甚至被扣上了“败家子”的骂名，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带着这些钱，加上党资助他的一笔经费，1941年春，卢福星在八达村开了一家南货百杂店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其间，他借助“兄弟会”的形式，与吕余生、徐贵仁、吕寿恒、蔡银嘉等人结拜为兄弟，1942年春发展这4人入党，建立了八达党支部，由卢福星担任支部书记。
当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东阳沦陷。根据党的指示，卢福星与陈琼、金平欧、马秀荣、蒋拥瑜、杜大德、马忠元、孔志森等党员骨干商量后，通过关系取得合法的番号，于9月中旬在八达上锦祠堂成立了浙赣国民抗敌自卫军第二大队，共有20余人参加，卢福星任大队长。
浙赣抗敌自卫军第二大队成立后，主要活动于八达和湖溪后田一带，部队所到之处就张贴抗日标语，内容包括“收复国土是中华民族的神圣职责”“抗日不分男女老少，救国不分东南西北”等。
1942年9月24日深夜，卢福星把部队拉到铁店村（现东阳江镇铁店），打开祠堂门，缴获县国民兵团存放于此的一批枪支、子弹，用于武装自己。部队随后转移到湖溪西堆。10月5日，卢福星率部行军到郭宅游公岭脚时，突遭国民党浙江收抚团包围。10月7日晚，卢福星被枪杀于磐安县的大小金鹅岭外，时年35虚岁。
无家无嗣更无私，卢福星就这样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20世纪90年代，卢福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遗骸迁葬于市革命烈士陵园。他曾工作过的八达村，也为他修建了纪念亭并安放了塑像。被他变卖的房子，已于本世纪初被政府收回，作为卢宅明清建筑群的景区组成部分加以修缮。“经过修缮后，房子层高稍微抬升了。边间加了固定楼梯，原来是用可移动的楼梯，人躲上楼后抽去梯子，相对安全。”卢启源介绍说，当年为马丁等人设过“麻将局”的客堂基本未变，堂后保留着小天井。目前，卢宅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在与我市相关部门沟通，将卢福星故居设为中共东阳县委机关旧址，加以保护利用。期待在不久后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