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北伐书赤色·北伐战争中的东阳人
编者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此，本报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起，开辟《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通过讲述东阳党史著名人物的革命经历，让大家在学习党史中获得启迪，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为高水平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凝聚磅礴力量。
1926年夏开始的北伐战争，终结了北洋军阀割据式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北伐战争中，黄埔军校的教师与学员成为主力军。东阳热血青年参与国民革命，或如金佛庄、蔡忠笏、俞星槎等参与创建执教黄埔军校，或如程宪洛、葛雨亭、张一能等踊跃报考黄埔军校并投身北伐战争。其中的黄埔学员葛雨亭还参加了南昌起义，是市委党史研究室目前所掌握的东阳唯一参加过南昌起义者。
北伐名将金佛庄
创建浙江最早党组织的东阳首位中共党员
没有金佛庄，黄埔军校或许会少了很多精彩的传奇。
这位文武双全的学霸式中共党员，让蒋介石多次拉拢却“爱而不得”，直至1926年冬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他在东阳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每次考试都要和他争夺第一名的严济慈，在1982年泣血陈书聂荣臻元帅，了解其入党之事。严济慈于1923年赴法留学前夕，特意与金佛庄见面话别，未料竟成永诀。让他欣慰并不胜感佩的是：金佛庄早于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东阳首位中共党员，浙江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3名成员之一，且是中共“三大”代表。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金佛庄被载入《死难烈士英名》。
金佛庄的老家横店镇良渡小区已经为其建成了陵园，其故居也被改造成纪念馆。魂兮归来！虽然在北伐中穿行于枪林弹雨，出生于1897年的金佛庄却有一颗拯救万民于水火中的“佛心”，幼年即敏而好学、文采斐然，入塾后老师为其取学名“金灿”，号辉卿，寄望他能建立辉煌灿烂的业绩。1915年，金佛庄从湖溪忠清书院考进东阳中学时，正值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金佛庄拍案而起：“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原先立志科学救国的他，于1918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走上从军报国的道路。
但是，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军官学校，充满了军阀官僚和腐败黑暗风气，这让金佛庄一度对自己所选择的“从军报国”道路产生了怀疑。次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又让金佛庄的思想受到猛烈冲击，他开始感到封建军阀当道的年代，“从军报国”是没有希望的。“五四运动起，思想大变，厌恨军阀并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1920年，因皖系和直系军阀内战，军校被皖系士兵洗劫一空而停办，金佛庄于是考进了厦门大学，改学“研究教育与文学”。受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影响，得以接触各种新文化、新思想、新学说。1921年10月，保定军校重新开学，金佛庄又回校续学。但此时的他全然不同于当初，已初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为寻找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通过大量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金佛庄走出了各种学说的迷雾，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尤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春，金佛庄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旋分配到浙江杭州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
当年8月，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的介绍下，金佛庄转为中共党员，真正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9月初的一天，在杭州皮市巷3号，徐梅坤召集金佛庄、于树德、沈干城3名共产党员开会，代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宣布，正式成立中共杭州小组，隶属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这是杭州也是浙江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金佛庄成为浙江党组织最初的3名成员之一。
在党的领导下，金佛庄以青年团员的半公开身份参与各种革命活动。他充分发挥文学、英语等方面的特长，参与创办各种进步报刊，利用公开和半公开的新闻舆论阵地，更自觉地“从事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用唯物观察一切”，编辑出版进步报刊《嘉言报》《协进》《浙民日报》等，公开宣传革命思想，有力地推动杭州乃至浙江的革命斗争活动，并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时任浙江省议会议员的蒋百里（蒋方震）结成了“忘年交”。蒋百里当时主编的进步刊物《改造》，是仅次于《新青年》的全国性发行刊物。在蒋百里心目中，金佛庄既懂军事，又通文学，年轻有为，更有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志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黄埔军校创建时，正是在蒋百里力荐之下，金佛庄去了黄埔任教。
不仅蒋百里，徐梅坤也极力向毛泽东推荐金佛庄，说他“是个很有用的人才”。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金佛庄作为党代表出席大会，与李大钊同船前往。在大会上，金佛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深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之艰难和作为共产党员的历史重任，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大会的决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贡献。按照党的部署，会后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迈出浙江国共合作的第一步。
据史料考证，金佛庄是中共军人党员中的第一人，也是中共第一个军事干部。中共三大后，金佛庄经常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杭州党的工作，聆听党中央的工作指示。罗章龙、徐梅坤等都多次向在上海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局秘书毛泽东介绍金佛庄，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人才”。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在江浙军事问题上形成决议，毛泽东提出，“闰夏金佛庄同志相继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让他保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实力，随时为革命所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出共产党要掌握枪杆子，要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的重要决策。
1924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党组织派金佛庄前往参加建校工作，被任命为第一期第三队队长。他到校后不久，就说服了自己就读于东阳中学时的校长、虎鹿葛宅人葛周翰前往黄埔军校工作；他的东中同学、葛周翰长子葛世杰也考上黄埔军校三期；葛周翰的三子葛世俊则成为黄埔十三期学生。父子三人追随金佛庄之事，在当时成为佳话。据统计金佛庄先后回东阳动员60名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金佛庄“平时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工作”，积极贯彻党的“三大”决议，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上海《新建设》杂志发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并呼吁建设新型革命军队。在此期间，金佛庄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滇桂军阀叛乱以及两次东征，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作战计划部署周密，战功卓著，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其间，蒋介石多次拉拢他，任命其为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让其退出共产党，但金佛庄始终坚持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
北伐战争中，金佛庄主要负责保卫司令部指挥机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安全。在南昌失守后，金佛庄在进攻南昌外围的战役中指挥冲锋，很快将孙传芳的主力军击败，会同友邻部队，收复南昌，受到市民热烈欢迎。为早日占领南京，蒋介石计划取得江浙地区以立足，金佛庄为了革命早日成功，主动请缨回到浙江、上海等地，秘密策划浙军起义，却在途中因行踪泄露而被孙传芳逮捕，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北伐殊勋蔡忠笏
挥师卫家国大义守清白的教师
入读黄埔军校的东阳青年，绝大部分是受了两位乡贤的影响，一是金佛庄，二是蔡忠笏。
1892年，蔡忠笏出生于蔡宅一个贫苦农家，幼时拾柴、牧羊为生，父亲教其粗识文字，直到1905年乡贤蔡汝霖创办永宁小学才得以入学，两年半即读完七年制小学，于1908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受进步教官熏陶而滋生革命思想。1911年毕业后，恰逢辛亥革命爆发，蔡忠笏带领一班士兵攻占城站，负责警戒。杭州光复，蔡忠笏进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炮兵科学习。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蔡忠笏回东阳中学任教。1924年春，金佛庄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同年8月，蔡忠笏带领部分青年到黄埔军校任教。其间，他多次致信东中学生，鼓励报考军校，因此东阳籍黄埔军校毕业生人数居全省各县之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东阳有60多人考进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一批优秀学员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壮烈牺牲。像1900年出生于巍山镇尚武宅的赵懿铨，于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学习，在广东声援五卅运动沙基惨案时饮弹牺牲。一起牺牲还有其黄埔军校同学——巍山镇茶场村人朱祖荣。
1925年春，蔡忠笏组织东征学生军，并担任唯一的炮兵营营长，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当年，首次东征告捷，10月即开始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城时，蔡忠笏集中炮火强攻，炸开惠州北门，为攻占惠州立下首功。
在蔡忠笏努力下，炮兵得以扩展建制，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炮兵团。训练中，蔡忠笏常教导部下“一颗炮弹一颗黄金”，要求部下练好本领，做到弹无虚发。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蔡忠笏率炮兵团配合叶挺独立团攻打长沙、占领武昌，无役不予，无战不胜，叶挺对其感激不尽。1941年，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入狱后，蔡忠笏不避“亲共”嫌疑，亲往监狱探望，这是后话。
次年夏，北伐军徐州战役失利，蔡忠笏率炮兵团封锁长江，切断孙传芳部队的给养，配合李宗仁、白崇禧部激战三昼夜，全歼孙传芳部六万余人，使南京转危为安。
蔡忠笏一生戎马倥偬，后因与蒋介石政见迥异而返回老家，于1938年1月出任东阳抗日后援会委员，兼任自卫总队长，为抗日救亡训练后备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返回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当得知受训目的是为“剿共”时，毅然退役，赴上海沪淞中学任教。1971年，80岁的蔡忠笏病逝于上海，终其一生，清白处世，备受赞誉。
烈士程宪洛
雪夜离家为国捐躯的东中学子
1924年冬，东阳中学学生程宪洛追随金佛庄和蔡忠笏的足迹，前往黄埔军校骑兵科就读。
程宪洛
程宪洛（1906—1927），字协仁，虎鹿镇厦程里村人。他的父亲是曾任东中校长的程品文，严济慈和金佛庄就在他的任上进入东中学习。1919年冬，因为默许进步学生罢课、游行，程品文被免职。当得知儿子想参加黄埔军校，程品文拿出积蓄给他做路费，叮嘱他奋发学习，为国效劳，并暂时瞒着妻子，怕她受不了。后来，妻子知道了，迈着小脚，踏着过膝的积雪追到村口，却已见不到儿子的踪影。
1925年，程宪洛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跨党加入国民党，并参加校内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作斗争。
毕业后，程宪洛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二团排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程宪洛退出国民党。同年夏，他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升为副连长。同年秋，参加再度攻克南昌战役，战功卓著，升为连长。是年冬，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程宪洛遭到通缉，撤至武汉，任武昌中央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队队长。1927年5月，北伐军夏斗寅、杨森叛变投降，偷袭武汉，5月17日，程宪洛在参加平息“夏杨叛军”的战役中不幸牺牲。
俞星槎俞渤
一门两忠勇接踵报家国的父子
在北伐战场上，涌现了一批东阳籍将领，除了金佛庄，还有俞星槎、沈逊斋等。
吴宁人俞星槎（1894-1940），谱名尧俊，字和墀，原名咏裳，别号江东。先后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南京陆军第四预备学校。1914年8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两年，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在民国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同学——“小诸葛”白崇禧，两人同桌同室。这也注定了俞星槎的一生都将与“桂系”一道起落沉浮。
毕业后，俞星槎先在浙江省陆军第一旅步兵团任职。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于1926年3月出任黄埔五期教育处长。1927年初，白崇禧、李宗仁率军北伐，俞星槎先后担任前敌指挥部中校参谋、国民革命军北伐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参谋处处长、北伐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部参谋处处长暨参谋长。1928年底北伐成功后，他又出任广西驻沪办事处处长。
当年12月，为了加强军事独裁，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准备来一出民国版“杯酒释兵权”。俞星槎与时任上海市长张定璠秘密策划，于1929年3月25日晚协助桂系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借道香港逃回广西。
随着桂系势力再度得势，俞星槎相继晋阶陆军少将、中将。1938年12月，俞星槎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参谋部副参谋长。桂南会战（即昆仑关大战）时，日军强行在防城港登陆，其时白崇禧在重庆，俞星槎为实际最高长官。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当时在广西，他在日记里提到，俞星槎指挥作战，5分钟一个电话，调兵遣将堵击日军，为昆仑关大捷贡献良多。1939年，俞星槎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室主任。次年5月，他在参加会议途中，在重庆菜园坝遭日机轰炸，车覆殉职。
俞星槎去世后的次年，他的夫人也饮恨身亡。1944年，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带领弟妹们去乡下避难，在途中惨遭日寇杀害。当时也在中山大学读书的三子俞渤毅然退学，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并赴美受训，回国后在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任飞行员。
俞渤（右一）和一起起义的战友们
早在中学时期，俞渤就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共广东中江支队。1948年8月，他在南京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为此，他发展了郝桂桥、周作舟两人入党，成立了党支部并担任书记。为了保护无辜群众，他们在执行轰炸任务时，总是尽可能地选择投弹到无人的空地上。
1948年11月，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南京市委策动下，俞渤接到了“争取起义”的通知 ，指令他炸毁大校机场和总统府。1948年12月16日晚，趁着部队组织大家看电影的机会，俞渤、郝桂桥、陈九英、周作舟、张祖礼等5人奔到机场，选择了机号为514、挂着5颗重磅炸弹的B-24轰炸机，开始执行轰炸方案。然而，因轰炸装置失灵，弹落京郊，全城震惊。于是，俞渤等5人驾机向北，于次日凌晨飞抵解放区石家庄，彻底投入人民怀抱。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和联络工作的罗青长奉毛泽东、周恩来命令，赶到石家庄，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慰问。
新中国成立后，俞渤长期在人民空军任职。他和家人把位于杭州安吉路37号的住宅捐献给了国家。这处房产由俞星槎于1932年购地建成。而在东城西经泽巷西月门里，至今保存着俞家旧居，堪为这段红色历史的脚注。
本栏目协办单位：中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