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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不辍播迁路 抗战中迁校护学的东阳籍校长
源稿: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 发布时间:2021年05月12日 15:00:13 | 作者:吴旭华 | 编辑:刘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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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此,本报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起,开辟《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通过讲述东阳党史著名人物的革命经历,让大家在学习党史中获得启迪,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为高水平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凝聚磅礴力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略的炮火让中国大地风雨飘摇,神州之大,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华夏文明火种的保存、中华文化血脉的保全,尤为迫切。无数学校开始艰辛不屈的转移,无数校长投身筚路蓝缕的跋涉,无数学子于辗转播迁中续写弦歌。著名学者许倬云至今记得其母所言:“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至暗时刻,一群东阳籍校长打破“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率领师生,冲出沦陷区,悲壮迁徙,在战火纷飞中另寻静土,重辟校园,践行“教育救国”理念。杜佐周、赵仲苏、程宽正、郭人全……他们的姓名,被永远铭刻在这段颠沛流离却弦歌不辍的历史上。

  “英士之父”杜佐周

  烽火三年,一树桃花

  “看桥上流水瞅着你,掠过笑影而去。百转千回都不要,你说一句话语。俯视流水去百丈,回头忘了问她:‘你去了回不回来?’再远望那边,流水流着嬉笑,流去那岸边一树桃花。”1944年,国立英士大学学生、后来成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的蒋风,无数次徘徊在温州泰顺司前村的回澜桥上,俯视桥下溪水,写下了这首诗。彼时,作为国内12所大学之一的英士大学迁移到此仅一年,本部设于司前村办公,学生则分散于司前和里光两个村的民宅内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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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英士大学旧照

  1946年,英士大学从温州泰顺迁到金华。1942年5月迁到泰顺时,它仅有3所学院,离开时却发展为拥有4所学院、5所专修科的综合性大学,师生人数超1000人,名师众多,实力接近浙江大学,与中山大学、中正大学齐名。桃花流水已远,桃花灼灼的意象,和校长杜佐周拟定的校训、撰写的校歌,永远留在了英士大学师生记忆里。

  1885年,杜佐周生于城区西街旧厅,幼时即享有神童之誉。无奈家中清贫,学费时常无以为继。从浙江省立七中毕业后正为前途而踌躇,友人告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正在招生,并资助他前往杭州应考,成绩名列第一。在亲友的帮助下,杜佐周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业,回到浙江省立七中任教。一年后参加全国留学生选拔考试,又获第一名,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接见他,因爱其才,破格给予他每月30元的补助。1920年,杜佐周前往美国爱俄华州立大学就读,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政权争相拉拢,他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于是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在厦大8年著述16册。1937年,他被聘为国立暨南大学秘书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暨南大学迁到福建,杜佐周仍蛰居沪上,汪精卫政权拟聘请其为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他严词拒绝并逃往内地,4年后才回到校本部。

  英士大学于1939年创办于丽水,当年10月开学,设农工医3所学院。194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全部合并成立东南联大。5月,浙赣战役爆发,英士大学分头撤至云和、泰顺等地;东南联大则迁到福建建阳,与暨南大学毗邻。当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把东南联大的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归并英士大学,同时把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英士大学的工学院划出单设国立北洋工学院。

  1943年5月12日,杜佐周被任命为国立英士大学首任校长,主持接收了东南联大。次年8月,日军发动丽温战役,丽水沦陷,英士大学决定全部搬迁到泰顺。杜佐周带领师生艰难跋涉,于9月中旬到达泰顺的司前和里光村,把法学院、艺术专修科、合作专修科、农学院和医学院一年级设于里光村,农学院、医学院二年级设于司前村。10月2日,英士大学复课。

  学校设于深山区,敌机不易发现,学生可安心求学。然而此处闭塞的环境和落后的交通导致物资匮乏,学校约800名师生及家属涌入,更加剧了供给困难。主食是番薯丝,菜是毛笋、芥菜,一年到头难得见油星,许多学生因为缺乏营养而患了夜盲症,晚上点的桐油灯烟雾很大,极损师生视力。杜佐周事必躬亲,克勤克俭,认真办学,为师生所尊敬。他提倡学术研究,扩充院系,认为办好大学的两大重要因素是教授和校风,并为英士大学拟定了“大刚中正”的校训,所撰写的英士大学校歌成为师生们在艰苦岁月中的精神食粮。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曾在大会上称赞他“学者办学,作风纯正,丝毫不苟,难能可贵,可评为全国模范大学校长”。

  1949年金华解放后,英士大学并入浙江大学,结束了历史使命。在其短暂的10年办学历程里,共有师生超2500名,被称为“英士之父”的杜佐周主持了最艰难的那段岁月,保全了1000余名师生,为新中国建设留下了珍贵的人才种子,也为东阳培育了一批精英。

  党员校长郭人全

  执掌锦堂,两次内迁

  1905年,郭人全出生在郭宅一户贫苦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常年外出做工,母亲纺纱织布兼种田,他自幼即知稼穑艰难。就读诸暨中学时即写下《论青年人的人生观》,发表于校刊上。1928年,郭人全考入劳动大学师范班,毕业前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参观,感悟颇多,决定此生为农民办学,走乡村教育道路。他谢绝了国立劳动大学小学部的聘请,提出去上海宝山塘桥创办国立劳动大学小学部第二分校,增开幼儿班,提高了女孩的入学率。1930年,郭人全到立达学园从事农村教育,与叶圣陶、陈望道、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人同事。后又到黄渡师范任教,主持黄渡义务教育实验区,到丽水碧湖主持民众教育实验区,提出教师要从“书生”转变为“通人”,从“名士”转化为“生产指导者”,从“家庭人”转化为“社会人”,联系社会实际和生产实践,与群众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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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人全

  1940年8月,郭人全被任命为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日军已越过钱塘江,向浙东逼近,郭人全率师生迁到嵊县长乐石阳,借阳山书院复课。他提出学生要树立勤奋好学、自治自律、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学风,明确表示:“我们应付事变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同学,我们最大的责任是保护同学,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一定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他把办学宗旨概括成三句话:爱得深,管得严,放得宽。为改善千余人的伙食,他让学生运粮自行加工,又租地种菜养猪。因为照明用桐油灯,烟雾不利视力,他还调整作息时间,等晨间锻炼回来天大亮再早自修,晚上提前就寝,保护了学生的视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更加猖狂。因为距离长乐前线极近,敌机不时飞临学校上空,一度炸毁了校舍。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教育成为民族希望,乡村学校需要大量师资补充。郭人全收集了浙江省及嵊县、东阳、磐安、仙居、缙云、永康等县的地图,对迁校路线作了初步设想,又带了几名教员实地调查和勘察,决定把白宅墅当作第一站,玉山小学为第二站,把学校迁到缙云壶镇。他派人打探了从玉山经天台方山和磐安大皿到壶镇的路线,了解到各地都有祠堂可以借用,才略放宽心。

  1942年5月15日,日军大举攻浙东,嵊县危在旦夕,锦堂师范被迫再次内迁。迁移途中险象环生,郭人全周密安排,从容指挥,在把师生安排到白宅墅后,他只身涉险,前往景宁领取教育经费。临行前他告诉带队教师,如果长乐也被日军占领,就退往玉山。5天后,等他历尽艰辛领到经费回来时,得知师生已到玉山,又急忙赶往玉山会合。可是到校后不到两小时,获悉日寇正向玉山而来,于是连夜带领师生继续内迁,最后落脚于壶镇棠慈村。

  在棠慈,郭人全竭尽全力物色和延聘名师,来自东阳的陈人文、叶光球、程品文、葛绥成、杜承济、何士豪、郭佐唐等,都在省内享有较高声誉甚至拥有一流学术水平。他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又放得宽抓得活,使学生在颠沛流离中显得生动活泼,许多学生全面发展拥有特长,“江南笛王”赵松庭就是在锦堂师范打下了坚实的竹笛演奏基础。郭人全尤其注重教育质量,大力提倡写日记、练书法,鼓励学生向外投稿,每年组织全校性的师范教育征文比赛、各科成绩展览、文艺会演等,所有活动让学生自行组织、主持,教师从旁辅助。他还极为重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每天拂晓和傍晚,他都带领师生早操、跑步,垂范参与锻炼。

  作为一名进步知识分子,郭人全于1938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岩任职期间,编进步周刊《小国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到锦堂师范后,他领导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抗战戏剧,树立了抗日救国、同仇敌忾、尊师重教、战胜困难的校风。他还尽力保护学生中的进步群体和地下进步活动,遇有当局欲逮捕进步师生,提前获得风声的他即通知师生及时转移;学生被捕,他又全力营救。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锦堂师范一批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郭人全履任锦堂师范时,立誓“把锦师办成一流师范”。1944年,时任教育部督学、东阳乡贤程宽正来校视察,充分肯定了郭人全的办学成果,教育部以“在艰苦环境中办学,成绩卓著”传令嘉奖。从1942年至1945年,锦堂师范师生劫后弦歌回荡于苍山壶水间,直到1946年回迁慈溪。1947年,郭人全离开锦堂师范,就任杭州树范中学校长,终其一生为乡村教育而求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继陶行知之后最杰出的乡村教育家。

  “三迁宁中”赵仲苏:存死的心,走活的路

  七年中三次迁校,行程达千余里,于动荡时局中培育出众多德艺兼优的菁英。在宁波中学校史上,东阳籍校长赵仲苏至今被奉为“暗夜星辰”。学校大门口有方纪念碑,碑文云:“赵仲苏校长临危受命,存死的心,走活的路,临变不惊,成竹在胸,在非常之时期,处非常之境遇,取得非常之成绩。”

  1899年出生于巍山四村的赵仲苏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后,先到杭州高中任教,后到江苏盐城私立中学任教。1931年,赵仲苏出任浙江省立处州中学校长,他治校严谨,雷厉风行,1937年全省会考,处州中学获得全省总分第一名,个人总分第一、三、十名均被该校学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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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苏

  1939年,赵仲苏调任宁波中学校长。此时的宁波中学在前任校长沈其达带领下,已从宁波城区搬迁到鄞县胡家坟村将近两年。但因为沪杭沦陷,浙东岌岌可危,赵仲苏认为宁波邻近海港,久为日军垂涎,决定把学校迁往更远的嵊县太平镇。此举遭到许多人反对,认为这会影响宁波子弟的求学,而且搬迁途中易使校产受损。赵仲苏力排众议,提出学校迁到嵊县,可以吸收嵊县、新昌、东阳等地学生入学,规模不受影响;如果继续留在宁波,一旦宁波被日军侵占,校产则化为乌有。为此,他起草了《告家长书》,保证战事结束后定将学校璧还。在搬迁到太平镇后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身高一米八、一袭白色长衫的他告诉学生:“存死的心,走活的路。”风仪慑众的形象,气度恢宏的话语,深深烙在了在场学生心里。

  1942年5月,日军向宁波增派兵力,攻势更加猛烈。根据教育厅指示,赵仲苏带着师生连夜转移到位于东嵊边境、时属东阳的玠溪小学。战乱中,学校与搬到丽水的省教育厅失去联系,断了经费。赵仲苏带着两名老师日夜兼程,跋山涉水,数次穿过日军封锁线,步行到千里外的教育厅领取经费,缓解了师生缺粮食、缺教具文具之苦。

  宁波中学在玠溪上课的一年,可能是其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空袭、饥饿,成为师生最大的敌人,但因为有了赵仲苏这位主心骨,师生们依然高唱着“我们中华的儿女,我们全心爱中华”,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上课。但好景不长。1943年春,日军西进,长乐沦陷,东阳及周边重镇亦入敌手,玠溪岌岌可危。赵仲苏经过数日寻访,决定把学校搬迁到群山环抱的磐安大皿村。从玠溪到大皿远达75公里,全程都是羊肠小道或险峻山路,还需翻越大盘山。赵仲苏领着师生们雨夜前行,大皿村民获悉后自发组织,赶了几十里山路前来迎接,所有的人和物均安然无恙。在大皿,宁波中学度过了内迁时期最安稳的3年。赵仲苏处处严格要求,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自己更是不顾个人安危,奔赴丽水领取教育经费,数次与日军狭路相逢,每次他换下皮鞋穿上草鞋,孩子们就心照不宣地跟在他后面,目送他出村。在个人命运如浮萍的乱世,赵仲苏用文人纤弱的肩膀护学子们周全,在正课外开设了俄语、德语、世界语等第二课堂,为他们延请名师,教师多是全才,能任教数门课,并以一身傲骨诠释坚毅、勤勉的品质,对孩子们言传身教,让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端正而从容地成长。

  1947年春,宁波中学如约回迁,赵仲苏兑现他“璧还宁中”的诺言,师生无恙,校产无损。在他执掌宁波中学的七年间,学生数从迁出时不足千人,增到超过千人,高考录取率年年居全省前列,被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录取者比比皆是。仅1945年的高中毕业班,22人中就有15人考进大学,其中10人考进浙江大学。在大皿三年里,宁波中学招收了大批东阳学生。那些内迁路线上曾经庇护过宁波中学的村庄,无数寒门学子也因此受惠并改变了命运,成为国之栋梁,拥有了光明的人生。

  1949年秋,国民党当局邀赵仲苏赴台,被其坚辞,回到老家任教于北麓中学。1951年,赵仲苏又任教于中国中学(今东阳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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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苏为学生题词“心中有明灯 脚前是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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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苏用《诗经》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告诫师生凡事不要半途而废,要善始善终。

  “淞中巨匠”程宽正:国难重教育,废墟重建树

  位于上海的百年名校吴淞中学内,建有“宽正体育馆”,旨在纪念两度执掌淞中并重建淞中的东阳籍校长程宽正。

  1900年,程宽正出生于虎鹿厦程里,名炳庸,宽正为其字。1916年,程宽正进入东阳中学就读,毕业后先在县立第二小学任教,两年后考入厦门大学,读了三年又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到永康任教,两年后续学于上海大夏大学,1927年毕业即出任上海市立万竹小学校长。

  1929年,时年30岁的程宽正被任命为吴淞中学校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吴淞中学校舍尽毁,程宽正率师生借用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教室上课。5月淞沪停战,日军撤退,程宽正就四处募集资金,建造临时教室,修理教工宿舍,重建教学楼。没想到5年后“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程宽正吸取前事教训,把图书、仪器、课桌椅等提前搬到市区。嗣后吴淞中学校园果然再次被毁,程宽正再次率师生迁入市区复课,并改校名为“和忠中学”。

  1939年,汪伪政权绑架了程宽正,胁迫他参加。程宽正设法逃脱,化装成算命先生逃往重庆,路过香港时写了讨汪檄文《从祸水中跃登此彼岸》,刊发于香港《国民日报》。到重庆后,他被委任为教育部督学,视导地方教育。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程宽正谢绝了当局挽留,再次出任吴淞中学校长,筹集资金重建学校。学校建成后,他感慨万千而赋诗:“国难重教育,淞中迭覆巢。废墟重建树,岂敢惜辛劳。”他把东阳人苦学苦教的风气带到淞中,不遗余力延揽人才任教。1947年,他就邀请老乡蔡忠笏到校任教数学。

  因为两度重建吴淞中学,程宽正被誉为“淞中巨匠”。

  本栏目协办单位:中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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