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联系我们
点赞(0)
评论(0)
上一篇
下一篇
心向光明赴延安 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学习的东阳人
源稿: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 发布时间:2021年06月16日 10:23:11 | 作者:吴旭华 | 编辑:刘海杰
(0)
  编者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此,本报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起,开辟《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通过讲述东阳党史著名人物的革命经历,让大家在学习党史中获得启迪,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为高水平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凝聚磅礴力量。

  陕北公学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这首小诗在很多热血青年中流传。著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初到延安时,激动地记录了这段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东阳的年轻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王致中、沈松林(沈达)、陈奋、史博克、沙陵、杜越凯等,也通过各种途径,相继来到延安,在这座革命熔炉里接受学习,后奔赴抗日前线,成长为党的干部。

  王致中:

  最早进入中央党校的东阳人


  从一名篾匠成长为川东特委工运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并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离休,王致中以坚定的党性追求真理,践行马克思主义,书写了对党忠诚的一生。

  王致中原名陆锦恒,老家在画水镇月峰村岭下自然村。因为祖父携家带子到桐乡做篾工,所以他于1909年出生于桐乡。出生甫6月,生父去世,不久后母亲改嫁一位篾匠,王致中也继承了这门手艺。深明大义的母亲望子成龙,王致中7岁时就被送到蒙馆读书到12岁。15岁时,王致中重拾篾匠手艺,加入桐乡的东阳县工界同乡会。因为他敢于为工友争取各项权利,被推为工界同乡会常务委员,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其间,他结识了方正、澹岱、申屠瑜、陈浣明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波及全国,方正、申屠瑜等人被迫转战南京。经历了短时彷徨后,王致中下定决心来到南京,并于1928年7月加入共青团。回到桐乡后,王致中有意识地联合农民、缝衣工、篾工等,壮大革命力量,次年1月担任共青团桐乡特支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桐乡县党部于1929年4月逮捕了王致中,将其关押于浙江省陆军监狱。入狱后不久,他就由关押于狱中的党员介绍,转为中共党员,与其他党员一起,发动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反对反动派恶毒虐待,改善了狱中生活条件。

  狱中生活度日如年,幸有战友们并肩作战、团结互助。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王致中把囚室变成课堂,学习外语、马列著作、经济学等,在坚定革命信仰的同时,为革命事业夯实了文化基础。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党中央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王致中才于1937年8月重见天日,结束了8年余的牢笼岁月。

  出狱两个月后,党组织决定送王致中去延安学习。听到这个消息,王致中喜出望外。因为,能到党中央驻地去学习,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1937年11月,王致中到达延安,“眼前看到的,耳里听到的,都是那么新鲜、活泼、庄严而圣洁,我浸润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幸福。”经过一番考察,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任党的建设代表,成为最早进入中央党校的东阳人。在中央党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并参与了审干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紧急动员一批骨干南下到国统区开展工作。1938年5月,王致中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来到华中重镇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工运委员兼硚口区委书记。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工厂,首先在汉阳兵工厂最早成立了抗敌工作团,在纱厂组织读书会,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广泛发动职工群众投入救亡运动。在省委领导下,硚口区委积极而慎重地开展党建工作,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党组织。鉴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年7月,他被派到鄂西,负责建立宜昌中心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9月,宜昌中心县委成立,下辖八县一市党组织。1939年3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宜昌中心县委和湘西八个县划并成立湘鄂西区党委,王致中任组织部长。他在沙市学校、工厂和街头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年11月,他被调到重庆工作,担任川东特委工运主席。自此他可以经常聆听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教育。1940年1月,川东特委决定建立重庆市委,由王致中兼任市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军工部门的党组织。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讲究斗争策略,动员广大职工坚持生产支援抗日,同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他组织了重庆公共汽车公司、豫丰纱厂以及部分迁川工矿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同时争取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同情帮助。在罢工目的达到后,他马上动员复工,以照顾各方面利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大后方党组织的措施,督促地下党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0月,王致中被调往成都负责川康地区党的工作。他以成都五十兵工厂分厂的工作为掩护,联系从外地转来而未暴露的同志,安排他们隐蔽,继续为党工作。次年6月,南方局批准成立川康特委,王致中任特委书记。

  川西五载,王致中一直执行着这份伟大而隐秘的工作。他不断整顿巩固党组织,审慎发展党员,不断为增强党员素质、增强党员的革命坚韧性而努力,注重开展学生运动,培养学生团体。194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后,他领导学生组织的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奋起响应,接着举行了2000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成立民主青年协会。从此,成都学生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同年10月31日,成都警察局殴打、逮捕和囚禁成都市中学生。11月11日,成都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大会。王致中与民主青年协会、声援会取得联系,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地方主势力同情和支持,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最后,学生全部释放,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引咎辞职,市中校长被撤职。周恩来高度评价“市中事件”为“新的一二·九运动”。

  王致中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想方设法打入国民党军队机要部门,获取密码,把成都市兵役署长的儿子悄悄送到延安去学习。5年来,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韧持久的斗争,工作从未出过差错,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1946年6月,王致中奉调南京,任南方局组织部特派员,往返于南京、上海、武汉的地下党领导机关,出色地完成所有任务。1947年3月他又调任上海,继续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过去我是个篾匠,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是篾匠。”这是王致中经常说的话。正是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为这位篾匠铸就了坚定的党性,让他从骨子里淡泊名利,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

  史博克:

  放牛娃成陕北公学东阳首人 


  1911年,史博克出生于吴宁街道西河小区一户贫农家里,原名李世清,别名李凤祥、李炳煌。因生活所迫,他仅念了两年书就辍学了。9岁离家到外公家牧牛,度过了6年牧童生活。15岁学艺,先替人撑竹筏,后去杭州学裁缝。19岁失业回家,走投无路。后得悉同村在国民党交通兵二团任职的李毓华要回部队,他就漏夜赶到县城西岭头处等候,央求李毓华带他去南京,在国民党交通兵二团当勤务兵、油库保管员、汽车驾驶员。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史博克所在的部队闻风而逃,从南京经南昌到长沙,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当局使他心怀不满。1938年初,因受汽油被窃案株连,史博克被关禁闭,后脱逃到武汉某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同年4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招工,不愿做亡国奴的他毅然报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并发放路费,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当月,史博克安抵延安,进入陕北公学。7月,入中央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史博克在中央党校24班任支部宣传委员、副支书,是年又在抗大东干队任支部组织委员、锄奸委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历任科长、交通站长、汽车队副政委等职。

  1946年至1948年,史博克在东航航校训练处任支委、机场场长。1949年在北京任华东工作队队长,后调北京航空局任支委,1950年调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之后长期在空军系统工作。史博克在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就杳无音信,直到1950年下半年才与家人恢复通信。1964年9月,他回老家暂住时,牵头发动村民集资装电灯、建设粮食加工厂和30米长“红卫桥”。

  1965年,史博克在北京巧遇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徐梅坤,徐托他打听金佛庄烈士遗孀及其后代情况。他特地返乡,到横店良渡村金佛庄烈士的胞弟金为周家专访,并征集到金佛庄烈士自述、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等珍贵史料,为留存金佛庄烈士遗物做出了积极贡献。

  沈达:

  从延安走出的新闻战士


  《中共东阳党史(第一卷)》记载:1938年,厉林虎资助东阳战时政治工作队队员沈松林(沈达),通过亲戚招募新兵的专列,把沈送到湖南,转而奔赴圣地延安,赴陕北公学,走上革命道路。沈达是目前所知的东阳进入陕北公学的第二人。

  出生于1917年的沈达原名沈松林,巍山镇沈良村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后入金华省立初级农业学校就读。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党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沈达得知后日夜向往。

  1938年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根据共产党的建议,下令全省各地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3月,东阳县政治工作队成立,沈达即参加县政工队,开展抗日宣传,并为投奔延安进行旅费准备。同年6月,在时任县政工队副队长的党外进步人士厉林虎资助下,沈达借乘国民党部队运送新兵的火车到达湖南衡阳,后历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学习,投入革命事业。后转由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合并建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

  1940年2月,沈达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分配到《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任校对、校对科长、编辑,参加反“扫荡”斗争,并参与编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6年改任中共阜平县城南区委宣传委员,1947底重回《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1949年4月,沈达任《山西日报》编辑,旋调入北京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辑、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沈达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新闻战线上工作到离休。

  陈奋:

  抗大培育的东阳“花木兰” 


  陈奋,原名陈双娥,又名陈士萍,1920年出生于千祥镇后马村一户殷富家庭。家中有田地50多亩,房屋20多间。父母生育三子一女,视她为掌上明珠,然她个性倔强,独立自主。6岁时进入兴贤小学(现千祥小学)读书,视辛亥义士秋瑾为楷模,常骑牛背,以鞭当枪,演习冲杀,自称秋瑾再生、木兰再世,人称“雄女子”。

  1930年,11岁的陈奋考入金华八婺女中。当时校内已有革命势力,陈奋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投身学生运动,参加抗日募捐和文艺宣传。1936年夏,陈奋考入杭州惠兰女中,半年后转入宏道女中。这所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甚为活跃,令陈奋如鱼得水。“八一三”事变后,大批抗日伤兵转到杭州,陈奋积极抬运、救护伤员。抗日士兵不治而亡的惨景及国民党部队逃迁的混乱状态令她深为震撼,加上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于是回到东阳组织宣传抗日活动。

  1938年元月,陈奋转学到缙云仙都中学。恰好,她在杭州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认识的浙大进步学生徐昌学来该校任教,课余,她就经常到他那里阅读进步报刊,从而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年2月4日,经徐昌学、顾俊介绍,陈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寒假结束后随徐昌学、顾俊到青田,寻找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因联系不上,她决定投奔延安。徐、顾将她介绍到新四军丽水办事处,再转介绍她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赴武汉前,陈奋回家告别,结果遭到父母的反对。她取下随身佩戴的金首饰,往桌子上一放,郑重宣告:“我今后不要你们一分一厘,自己闯出一条路来。”随后愤而离家。

  陈奋乘火车北上,行至郑州,火车遭到日机轰炸,她失去了行李物品和组织介绍信。途中,国民党重重封锁,日寇狂轰滥炸,陈奋继续前往,历时2个月有余抵达陕北安吴堡,在青训班住了3天后,安抵延安。1939年4月,陈奋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等革命思想教育和射击、投弹、骑马等严格的军事训练。1939年8月,她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炮兵团文化教员,年底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干事。在1940年的反“扫荡”斗争中,她机智勇敢带领妇女队安全突围,经受考验。1943年调新开辟的山东分局工作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山东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奋在鲁南八师卫生处、华东军区后勤办事处从事政治工作。1946年8月,在泗县战役中,陈奋的爱人范希才时任团参谋主任,壮烈牺牲。为了方便跟随部队行动,陈奋将年仅一岁多的儿子托付给他人,幸好儿子安全突围。次年2月,国民党进犯山东,陈奋再次割舍母爱,将刚出生仅3天的婴儿,托付给当地农民抚养,孩子后来遭敌杀害。

  1947年10月起,陈奋调任华东军区任职,并于1949年4月随第三野战军渡江南下,解放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江阴、上海、旅顺等地担任领导职务。“文革”期间她遭受迫害致死,给家人留下3封遗书,交代他们“多为党工作”。1978年,党组织对陈奋做出平反决定:“陈奋同志早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抗大培养出来的好干部,经受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考验,是我党的一个好党员。”

  杜越凯:

  从文士到中共党史军史编研者


  1919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杜越凯是吴宁街道西街人。1935年东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杜越凯无心学业,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

  其间有个插曲:杜越凯在家中时,爷爷为他起名杜士文,意在让他一生当个文士。但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名赴延安时,他临时起意改名杜越凯,意为来自吴越地区,参加抗日必定凯旋。

  1940年3月,杜越凯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位于豫苏皖边区的新四军抗大四分校任教育干事、政治教员、主任教员、指导员,到雪枫大学任政治部教育股长、副科长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中,杜越凯积极参加对日伪的军事斗争,为军队干部讲授革命史理论。

  解放战争时期,杜越凯历任华东军政大学训练部政教科副科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其间,他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越凯先后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理论训练班、华东军区政治部讲师室任职,在军事宣传方面多有建树。后调解放军报社,任理论主编、副总编辑。曾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革命史编写组组长。他先后主持编写《抗美援朝实施教材》《土改政策教材》《伟大的祖国教材》《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学习提纲》等,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担任《当代中国·国防军事卷》第一副主编,组织编撰和出版了多位共和国元帅的传记及《解放军卷》《军事卷》《政治卷》《后勤卷》等军史经典。党中央如此评价他:在党史军史编研中,起到了开拓性、奠基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起,杜越凯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成员,被推选为国务院全军学位委员会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去世后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沙陵:

  喜爱巴金小说的技术劳模


  1923年6月,沙陵出生于虎鹿镇蔡宅村,原名蔡粹玉,别名蔡纯存。因为父亲在上海做裁缝,沙陵5岁时随全家搬到上海定居。1935年,沙陵小学毕业。此时的上海,经济日益萧条,家境日渐困难,他无法继续初中学业。经堂兄介绍,他到南京资源委员会冶金室的炼铜厂当钳工。两年半后,抗战爆发,沙陵随厂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2月又随厂迁重庆。次年转到顺昌铁工厂,每天工作超出12小时,工资却极为微薄,最痛苦的是资本家经常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任意剥削工人。厂里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反抗,21位工友被厂里无缘无故开除。沙陵痛恨这样的世道,流离各地做苦工。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沙陵认识了上海交大毕业的中共党员周建南,在他的引导下,帮助寻找志同道合的青年和工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出版《工人月刊》。此后,沙陵又认识了上川机器厂的工程师孙友余,在他们的影响下,沙陵经常写稿子,接触并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思想,萌生了去延安的心念。

  1940年“五一”,兴平西北修械所到重庆招工人。大家商量了之后,决定以去修械厂做工为理由,借机到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再设法到延安。因为路上危险,不能带介绍信,孙友余让大家先想办法到达,再由他设法把众人的关系转到西安办事处。5月5日,沙陵和施锡荣、张伟棣等9人乘军政部兵工所装弹药的车从重庆出发,途经成都、广元,辗转于5月24日到达西安,次日即到七贤庄办事处。因为未带介绍信,在西安等了一个月的光景,直到7月才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对沙陵进行谈话登记,他在登记表上写下“很喜欢巴金的小说,希望在这里学习工程方面的知识。”8月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2月到延安农具厂当技术工人。在技术工具、物资极为困难条件下,沙陵设法改进多种工具攻克技术难关,被评为劳动模范。一年后被选送到自然科学院,旋转延安大学学习。1942年9月沙陵到中共中央军委三局通讯技术学校学习报务,1944年4月任该局通讯器材厂工人。其间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沙陵随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随军转战南北各战场。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沙陵始终忘我奉献在船舶修造和机械电子工业部门,弘扬劳模精神,兢兢业业奉献,直到1981年12月,因脑溢血而殉职于工作岗位上。

  本栏目协办单位:中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室)

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