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

开拓中国现代物理学的科学之光

浩瀚的太空里，有一颗编号为第10611号的小行星，它叫“严济慈星”。日复一日，它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散发着著名画家徐悲鸿所赞美的“科学之光”。

世界上有两位“济慈”。一位属于英国，以隽永的诗句被赞誉为“明亮的星”；一位就是从东阳走出的严济慈，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严济慈星”。这份荣誉，是为了褒扬他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做出的开拓性成就。

1901年1月，严济慈出生在横店镇下湖严村一户普通农家。7岁时，他被送到蒙馆读书。其聪颖好学，令先生十分惊喜。9岁时，父亲从杭州买回一本《笔算数学》，从未学过数学的严济慈独自钻研，居然能解对每道题，弄懂每个定理，从此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2年，成绩出众的他到县城天官第私立广益小学插班读书。第二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继而又以首名成绩考上东阳县立中学。四年中，他学习成绩年年第一，数学更为突出。他的英文老师、《飘》的中文首译者傅东华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给他取字“慕光”，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巧合的是，严济慈后来在光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子女名字都带“光”。

1918年夏天，严济慈在短短两个月内“连中三元”：毕业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在浙江省教育厅举办的全国6所高等师范联合招生考试中获全省第一，参加河海工程学院招生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惊人的才华，让浙江省教育厅破例拨出一笔经费奖励他。

1919年，严济慈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先后就读于商业专修科、工业专修科。次年转到数理化部攻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1922年，尚未毕业的他被南高附中请去为高中数学补习班讲课。第二年又任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数学教师，每天听课者竟有五六百人之多。他还把暑假学校上课的讲义编成《初中算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编写出版《几何证题法》。

1923年，严济慈成为国立东南大学首批毕业生。同年夏天，他被中国科学社接纳为正式会员。不久，他和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届学生中唯一的女生张宗英订婚。随后，在何鲁、胡刚复、熊庆来3位教授的资助下，严济慈赴法国留学。

1923年11月，严济慈抵达法国，参加巴黎大学高等数学考试，在未听过一节课的情况下，轻松地考取了高等数学的文凭。尔后，他选择了普通物理、微积分、理论力学3门课。在第二年夏季的考试中，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主持考试，他的评价引起全场轰动：“严济慈先生的物理笔试卷是答得最好的一篇！”那次报考物理的有上千人，最后只有200多人取得文凭。严济慈的普通物理成绩是最优等，其他两门是优等，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数学硕士所需的3张文凭，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法布里教授的鼓励下，严济慈选择了物理作为钻研方向，在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每天清晨，他带上几块面包走进实验室，直到半夜才回住处。仅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精确测定了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并发现光折射的新效应。几天以后，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其出席的首次院士例会上，法布里宣读了严济慈的这篇博士论文，震惊了法国科学院。

当年，严济慈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他迫切地想要回国。1927年，在返国的轮船上，严济慈遇到了徐悲鸿，对方为他画了一张素描，题字“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

1927年11月11日，严济慈与张宗英喜结良缘。之后，他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兼任大一至大四的数学、物理学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论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为了“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充实自己的科技实力，1928年11月，严济慈携张宗英再赴法国，先后进入居里夫人实验室、戈登实验室，短短两年就开拓了光学研究的新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关注。

1930年12月，严济慈回到祖国，受命创建北平研究院，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利用居里夫人所赠送的放射性氯化铅，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他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从事科学研究，发现了石英扭电定律；精确测定了大气中臭氧在全部紫外区的吸收系数，并发现若干新光带；创造性地研究了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的影响，发现压力能减弱乳胶感光的性能，成为我国科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周刊》上的第一人，在各国科学期刊上发表了53篇论文。

1938年春天，日本侵华战争硝烟渐渐弥漫。严济慈携全家离开北平抵达昆明黑龙潭，在昆明成立北平研究院驻昆明办事处，自制了一批高端光学仪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次年，他回到北平，恢复和重建北平研究院。但接下来的内战让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严济慈就拿起笔，编写了《大学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初中理化课本》等4部教科书。

严济慈在第二次去法国的时候，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协助其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深刻影响着他。北平解放后，他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全所员工赶制出一批枪炮瞄准镜，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全神贯注地从事科技研究，培养科研人才，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1980年1月，80岁高龄的严济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誓言：“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家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登上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葛正权

奠基中国雷达工业的“破土者”

1896年，葛正权出生于南马镇礼村，字秉衡，号蠡。贫寒的家境，俭朴的家风，让他养成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性格。目睹国家民生凋敝、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工业可言，他立下工业救国之志。24岁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工科后，他留校任工科助教兼任教工厂实习课程。三年后受聘于厦门大学任物理助教，为厦大校长林文庆所赏识，陪同其前往新加坡和陈嘉庚商量校务。事毕，留在南洋当教员，一年后有了积蓄，便打算自费去法国留学。父亲闻讯后放心不下，拟了一份“母病”电报，将葛正权骗回国。不便违拗父命的葛正权，只得在湖北省当了一年多督学。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哪有一处安静之地可供他研究科学？1929年，葛正权历尽艰辛来到美国洛杉矶，考进南加州大学专攻物理。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仅一年半时间就研究并自制成功超短波干涉仪，获得硕士学位。

葛正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一心想进入加州大学学习。主考教授罗柏拿出法、德两本科学书籍，要他当场用英文翻译指定内容，葛正权顺利通过。

在加州大学，葛正权致力“麦克斯韦——波耳兹曼”定律实验。对于这项实验，多名国外科学家都未能成功，葛正权做了几次也无进展，罗柏教授让他换个题目。葛正权不愿让外国人看轻，他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整个星期不出实验室，终于在第二年获得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这项世界性的科学成就被命名为“葛正权实验”，实验数据多次被欧美学界引用，美国数学学会和物理学会分别颁发给他“金钥匙奖”。

1933年，葛正权学成回国，被武汉大学聘为物理教授。当时东北沦陷已两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第二年战火烧到湖北，国民党官员只顾逃往后方，葛正权却攘臂大呼：“我要当兵打鬼子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说：“你到我这儿来，但军饷有限，每月只有180元，比你300元一月的教授工资少多了，舍得吗？”葛正权一摆手：“我不是为钱，我是来参加抗战的。”就这样，葛正权放弃高薪，换上军装，成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一气体制造所所长。

这是一项白手起家的事业，葛正权向白俄商人买得一座氧气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冒着敌机跟踪轰炸的危险转运到贵阳并安装成功，1939年5月开工生产。这个厂主要制造氧气供飞行员高空作战呼吸之用，因此从成立起一直是敌机攻击的目标。每次遭遇轰炸，葛正权都舍命保护工厂周全。由于日军封锁，汽油、柴油、烧碱、油漆等军用物资都极端匮乏。葛正权绞尽脑汁，就地取材，自行制造，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葛正权寄望于国家复兴，接受了国民党空军制氧总厂厂长的职务，后又任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设计处处长。1946年8月，国民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回用。”葛正权前往各地，接收日军留下的雷达和雷达车辆，计各种类型雷达器材3000余吨，卡车400辆，计价美金1亿元。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忙于发起内战，对建立和发展国防科学既乏远见又无兴趣的情况下，葛正权利用这些接收来的破烂，为中国撑起一项极为重要的现代国防事业，被授予光华甲等奖章、干城甲种奖章、海陆空甲种奖章、忠勤勋章、四等云麾勋章、美国自由勋章、抗战胜利纪念章。白崇禧专门题词“科学救国葛正权”。1948年，葛正权受命在南京建起雷达研究所，担任所长。他招考吸收了一批科技人员，开创了中国自己的雷达工业。

早在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逐步扩大时，葛正权对时局就充满疑问，穷兵黩武为了什么？国民党蒋介石代表谁？他与同乡马文车取得联系，经其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浙江分部常务委员。从那时起，他对共产党心向往之。

雷达在国防事业上的重要性终于被国民党当局所认识，为了控制雷达研究所，他们想方设法侵夺葛正权的权力，命葛正权将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葛正权不愿将雷达用于内战，更不愿成为人民的罪人，就以种种方式拖延时日。直到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前夕，他顾虑攻城时炮火会损伤雷达设施，才将部分雷达器材运到杭州。在杭州，葛正权为了保护雷达器材，坚持与反动势力斗争，得到了民革和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任职于设计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瓒写信给葛正权，鼓励他坚持到杭州解放，把千吨雷达设备全部交给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成立解放军雷达部队，葛正权仍任雷达研究所所长，归华东航空处领导。1949年底，航空处召开评功会，承认前雷达研究所为起义单位，葛正权被评为一等功臣。

杭州解放不久，葛正权便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移居上海后又被选为江湾区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4年，葛正权被后勤部党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一生以其所长报效民族国家的他，始终走在光明正确的道路上。

金士宣

中国铁路运输学科首创者

“今日之中国，非铁道无以立国。”若干年前，孙中山写于《治国方略》中的这句话，点燃了一位少年“铁路救国”的理想，他就是金士宣，字子和，1900年出生于南马镇泉府村。

1915年，金立宣就读于杭州私立宗文中学。当年，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少年金士宣多次参加学生游行、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宣传抵制日货活动。中学毕业后，他只身到北京，报考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英文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免费入读。1923年，他又以第一名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被交通部选派赴美深造，成为东阳最早走出国门的公费留学博士生。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仅一年即获硕士学位。

1927年，金士宣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以铁路为终生事业。当年中国几条主要铁路线，不是为英、美所控制，就是为法、比所控制，以至召开铁路运输会议要有英语、法语翻译，铁路管理学校也要分设英语、法语两个班，俄国和日本更是在东三省直接经营中东、南满两路。这使金士宣感到愤慨。早在求学时代，他就感到国内无研究铁路运输之专门书籍，“以致各交通学校不得不采用外国原本教科书，甚不适合本国铁路情形”。他利用课余研究，在1923年大学毕业时出版了《铁路运输学》，成为我国第一部铁路运输管理学专著。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之题写书名。之后，他广泛研究中国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先后出版了《东北铁路问题论文集》《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铁路问题经验谈》《铁路与抗战及建设》等著作。他所撰写的我国铁路车流日常调整问题学术论文，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铁路运输调整问题。他还先后编写了《铁路史话》《中国铁路简史》，最终在1986年完成《中国铁路发展史》，被评价为“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金士宣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在北宁铁路任职期间，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南满铁路抗争，他曾积极参与举办东北国有铁路东四路（北宁、沈海、吉海、吉敦）及西四路（北宁、四洮、洮昂、齐克）联运，以挽回利权，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北宁路的客货进款增加了四倍，但也招致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近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金士宣任浙赣路副局长。杭州陷落，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萧山线指挥抢修和行车工作。有人劝他一起撤走，他说：“这么多的器材丢下不管，这么多的难民要求乘车，我身为铁路主管，必须恪尽职守，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国家民族。”沿线铁路职工见状都坚守岗位，一直坚持到敌军已攻占邻站才切断线路，从容后撤。

抗美援朝期间，金士宣捐献了积蓄多年的美元和黄金，并发表文章怒斥美帝的罪行，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1979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蛮横无理的“缺席判决”，要求中国向原告偿还四千多万美元。金士宣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与徐文述联名在1983年3月12的《人民日报》上发文《1911年湖广借款和中国人民拒债保路的斗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怒斥美方法院的所谓“判决”纯属讹诈。美方法院最后不得不宣布撤销此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与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