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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救国挽狂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东阳籍科学家
源稿: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01日 17:04:47 | 作者:记者 吴旭华 | 编辑:刘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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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始终走在前列,不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还用光辉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彰显了知识的力量。

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阳涌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他们抱持科技救国理念,克服种种困难,漂洋过海取得科技真经,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为近代中国建立起逐步完备的科技、教育和工业体系,用生命追求光明,用风骨支撑良知,铸就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义,生动地诠释了多难兴邦的真理。


严济慈
开拓中国现代物理学的科学之光

浩瀚的太空里,有一颗编号为第10611号的小行星,它叫“严济慈星”。日复一日,它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散发着著名画家徐悲鸿所赞美的“科学之光”。

世界上有两位“济慈”。一位属于英国,以隽永的诗句被赞誉为“明亮的星”;一位就是从东阳走出的严济慈,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严济慈星”。这份荣誉,是为了褒扬他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做出的开拓性成就。

1901年1月,严济慈出生在横店镇下湖严村一户普通农家。7岁时,他被送到蒙馆读书。其聪颖好学,令先生十分惊喜。9岁时,父亲从杭州买回一本《笔算数学》,从未学过数学的严济慈独自钻研,居然能解对每道题,弄懂每个定理,从此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2年,成绩出众的他到县城天官第私立广益小学插班读书。第二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继而又以首名成绩考上东阳县立中学。四年中,他学习成绩年年第一,数学更为突出。他的英文老师、《飘》的中文首译者傅东华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给他取字“慕光”,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巧合的是,严济慈后来在光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子女名字都带“光”。

1918年夏天,严济慈在短短两个月内“连中三元”:毕业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在浙江省教育厅举办的全国6所高等师范联合招生考试中获全省第一,参加河海工程学院招生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惊人的才华,让浙江省教育厅破例拨出一笔经费奖励他。

1919年,严济慈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先后就读于商业专修科、工业专修科。次年转到数理化部攻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1922年,尚未毕业的他被南高附中请去为高中数学补习班讲课。第二年又任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数学教师,每天听课者竟有五六百人之多。他还把暑假学校上课的讲义编成《初中算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编写出版《几何证题法》。

1923年,严济慈成为国立东南大学首批毕业生。同年夏天,他被中国科学社接纳为正式会员。不久,他和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届学生中唯一的女生张宗英订婚。随后,在何鲁、胡刚复、熊庆来3位教授的资助下,严济慈赴法国留学。

1923年11月,严济慈抵达法国,参加巴黎大学高等数学考试,在未听过一节课的情况下,轻松地考取了高等数学的文凭。尔后,他选择了普通物理、微积分、理论力学3门课。在第二年夏季的考试中,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主持考试,他的评价引起全场轰动:“严济慈先生的物理笔试卷是答得最好的一篇!”那次报考物理的有上千人,最后只有200多人取得文凭。严济慈的普通物理成绩是最优等,其他两门是优等,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数学硕士所需的3张文凭,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法布里教授的鼓励下,严济慈选择了物理作为钻研方向,在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每天清晨,他带上几块面包走进实验室,直到半夜才回住处。仅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精确测定了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并发现光折射的新效应。几天以后,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其出席的首次院士例会上,法布里宣读了严济慈的这篇博士论文,震惊了法国科学院。

当年,严济慈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他迫切地想要回国。1927年,在返国的轮船上,严济慈遇到了徐悲鸿,对方为他画了一张素描,题字“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

1927年11月11日,严济慈与张宗英喜结良缘。之后,他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兼任大一至大四的数学、物理学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论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为了“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充实自己的科技实力,1928年11月,严济慈携张宗英再赴法国,先后进入居里夫人实验室、戈登实验室,短短两年就开拓了光学研究的新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关注。

1930年12月,严济慈回到祖国,受命创建北平研究院,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利用居里夫人所赠送的放射性氯化铅,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他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从事科学研究,发现了石英扭电定律;精确测定了大气中臭氧在全部紫外区的吸收系数,并发现若干新光带;创造性地研究了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的影响,发现压力能减弱乳胶感光的性能,成为我国科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周刊》上的第一人,在各国科学期刊上发表了53篇论文。

1938年春天,日本侵华战争硝烟渐渐弥漫。严济慈携全家离开北平抵达昆明黑龙潭,在昆明成立北平研究院驻昆明办事处,自制了一批高端光学仪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次年,他回到北平,恢复和重建北平研究院。但接下来的内战让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严济慈就拿起笔,编写了《大学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初中理化课本》等4部教科书。

严济慈在第二次去法国的时候,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协助其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深刻影响着他。北平解放后,他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全所员工赶制出一批枪炮瞄准镜,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全神贯注地从事科技研究,培养科研人才,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1980年1月,80岁高龄的严济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誓言:“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家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登上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葛正权
奠基中国雷达工业的“破土者”

1896年,葛正权出生于南马镇礼村,字秉衡,号蠡。贫寒的家境,俭朴的家风,让他养成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性格。目睹国家民生凋敝、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工业可言,他立下工业救国之志。24岁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工科后,他留校任工科助教兼任教工厂实习课程。三年后受聘于厦门大学任物理助教,为厦大校长林文庆所赏识,陪同其前往新加坡和陈嘉庚商量校务。事毕,留在南洋当教员,一年后有了积蓄,便打算自费去法国留学。父亲闻讯后放心不下,拟了一份“母病”电报,将葛正权骗回国。不便违拗父命的葛正权,只得在湖北省当了一年多督学。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哪有一处安静之地可供他研究科学?1929年,葛正权历尽艰辛来到美国洛杉矶,考进南加州大学专攻物理。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仅一年半时间就研究并自制成功超短波干涉仪,获得硕士学位。

葛正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一心想进入加州大学学习。主考教授罗柏拿出法、德两本科学书籍,要他当场用英文翻译指定内容,葛正权顺利通过。

在加州大学,葛正权致力“麦克斯韦——波耳兹曼”定律实验。对于这项实验,多名国外科学家都未能成功,葛正权做了几次也无进展,罗柏教授让他换个题目。葛正权不愿让外国人看轻,他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整个星期不出实验室,终于在第二年获得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这项世界性的科学成就被命名为“葛正权实验”,实验数据多次被欧美学界引用,美国数学学会和物理学会分别颁发给他“金钥匙奖”。

1933年,葛正权学成回国,被武汉大学聘为物理教授。当时东北沦陷已两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第二年战火烧到湖北,国民党官员只顾逃往后方,葛正权却攘臂大呼:“我要当兵打鬼子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说:“你到我这儿来,但军饷有限,每月只有180元,比你300元一月的教授工资少多了,舍得吗?”葛正权一摆手:“我不是为钱,我是来参加抗战的。”就这样,葛正权放弃高薪,换上军装,成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一气体制造所所长。

这是一项白手起家的事业,葛正权向白俄商人买得一座氧气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冒着敌机跟踪轰炸的危险转运到贵阳并安装成功,1939年5月开工生产。这个厂主要制造氧气供飞行员高空作战呼吸之用,因此从成立起一直是敌机攻击的目标。每次遭遇轰炸,葛正权都舍命保护工厂周全。由于日军封锁,汽油、柴油、烧碱、油漆等军用物资都极端匮乏。葛正权绞尽脑汁,就地取材,自行制造,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葛正权寄望于国家复兴,接受了国民党空军制氧总厂厂长的职务,后又任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设计处处长。1946年8月,国民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回用。”葛正权前往各地,接收日军留下的雷达和雷达车辆,计各种类型雷达器材3000余吨,卡车400辆,计价美金1亿元。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忙于发起内战,对建立和发展国防科学既乏远见又无兴趣的情况下,葛正权利用这些接收来的破烂,为中国撑起一项极为重要的现代国防事业,被授予光华甲等奖章、干城甲种奖章、海陆空甲种奖章、忠勤勋章、四等云麾勋章、美国自由勋章、抗战胜利纪念章。白崇禧专门题词“科学救国葛正权”。1948年,葛正权受命在南京建起雷达研究所,担任所长。他招考吸收了一批科技人员,开创了中国自己的雷达工业。

早在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逐步扩大时,葛正权对时局就充满疑问,穷兵黩武为了什么?国民党蒋介石代表谁?他与同乡马文车取得联系,经其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浙江分部常务委员。从那时起,他对共产党心向往之。

雷达在国防事业上的重要性终于被国民党当局所认识,为了控制雷达研究所,他们想方设法侵夺葛正权的权力,命葛正权将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葛正权不愿将雷达用于内战,更不愿成为人民的罪人,就以种种方式拖延时日。直到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前夕,他顾虑攻城时炮火会损伤雷达设施,才将部分雷达器材运到杭州。在杭州,葛正权为了保护雷达器材,坚持与反动势力斗争,得到了民革和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任职于设计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瓒写信给葛正权,鼓励他坚持到杭州解放,把千吨雷达设备全部交给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成立解放军雷达部队,葛正权仍任雷达研究所所长,归华东航空处领导。1949年底,航空处召开评功会,承认前雷达研究所为起义单位,葛正权被评为一等功臣。

杭州解放不久,葛正权便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移居上海后又被选为江湾区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4年,葛正权被后勤部党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一生以其所长报效民族国家的他,始终走在光明正确的道路上。

金士宣
中国铁路运输学科首创者


“今日之中国,非铁道无以立国。”若干年前,孙中山写于《治国方略》中的这句话,点燃了一位少年“铁路救国”的理想,他就是金士宣,字子和,1900年出生于南马镇泉府村。

1915年,金立宣就读于杭州私立宗文中学。当年,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少年金士宣多次参加学生游行、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宣传抵制日货活动。中学毕业后,他只身到北京,报考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英文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免费入读。1923年,他又以第一名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被交通部选派赴美深造,成为东阳最早走出国门的公费留学博士生。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仅一年即获硕士学位。

1927年,金士宣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以铁路为终生事业。当年中国几条主要铁路线,不是为英、美所控制,就是为法、比所控制,以至召开铁路运输会议要有英语、法语翻译,铁路管理学校也要分设英语、法语两个班,俄国和日本更是在东三省直接经营中东、南满两路。这使金士宣感到愤慨。早在求学时代,他就感到国内无研究铁路运输之专门书籍,“以致各交通学校不得不采用外国原本教科书,甚不适合本国铁路情形”。他利用课余研究,在1923年大学毕业时出版了《铁路运输学》,成为我国第一部铁路运输管理学专著。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之题写书名。之后,他广泛研究中国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先后出版了《东北铁路问题论文集》《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铁路问题经验谈》《铁路与抗战及建设》等著作。他所撰写的我国铁路车流日常调整问题学术论文,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铁路运输调整问题。他还先后编写了《铁路史话》《中国铁路简史》,最终在1986年完成《中国铁路发展史》,被评价为“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金士宣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在北宁铁路任职期间,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南满铁路抗争,他曾积极参与举办东北国有铁路东四路(北宁、沈海、吉海、吉敦)及西四路(北宁、四洮、洮昂、齐克)联运,以挽回利权,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北宁路的客货进款增加了四倍,但也招致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近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金士宣任浙赣路副局长。杭州陷落,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萧山线指挥抢修和行车工作。有人劝他一起撤走,他说:“这么多的器材丢下不管,这么多的难民要求乘车,我身为铁路主管,必须恪尽职守,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国家民族。”沿线铁路职工见状都坚守岗位,一直坚持到敌军已攻占邻站才切断线路,从容后撤。

抗美援朝期间,金士宣捐献了积蓄多年的美元和黄金,并发表文章怒斥美帝的罪行,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1979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蛮横无理的“缺席判决”,要求中国向原告偿还四千多万美元。金士宣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与徐文述联名在1983年3月12的《人民日报》上发文《1911年湖广借款和中国人民拒债保路的斗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怒斥美方法院的所谓“判决”纯属讹诈。美方法院最后不得不宣布撤销此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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