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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丨期颐回望百年潮
源稿: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28日 09:23:20 | 作者: | 编辑:刘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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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节节胜利,国民党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在东阳,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统治范围不断萎缩,东阳解放在即。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2军35师103团、105团一举解放东阳,饱经苦难的东阳人民终于推翻“三座大山”,迎来新纪元。

  时光荏苒,当年直接经历过东阳革命与解放、建设的诸多老同志,都已相继故去。幸运的是,有几位红色勋臣如戴光、蒋拥瑜、吴素莲等,走到了期颐之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斗的经历,就是最生动最直观的党史教材。

东阳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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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1921年的戴光与中国共产党同龄。老家是山东新泰县谢家庄村。

  1939年4月,18周岁的戴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县大队的一员。当时,日军经常来“扫荡”,但党组织仍然坚持秘密发展党员。他和同志们住在老百姓家,宣传抗日主张、革命思想,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建立起农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两年,日军十分疯狂,到处杀人放火,环境非常恶劣。戴光在泰宁县(包括当时的新泰和宁阳)围山区担任区委书记,区里几乎每个村都有党员,青壮年都站出来参加民兵,由此,区里成立了抗日武装区中队。

  由于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交错在一起,围山地区情况十分复杂,日军视这个革命根据地为眼中钉,屡屡突袭、包围、清剿和扫荡。区委以村党支部为基础,依靠群众,配合县武装,在保卫根据地和群众的同时,还经常深入敌占区,破袭铁路,瓦解伪军,打击日寇。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从1945年至1948年,戴光担任新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警备团政治处副主任兼书记,泰宁县汶口镇党委书记兼镇长,1949年初任泰宁县委宣传部长。爱人韩惠卿负责新泰县嶅山区的妇女和青年工作。

  南下来到浙江东阳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从解放区选调一批地方干部组建随军南下干部工作队,开辟新解放区,夺取全国解放,建立新政权。

  春节之后,新泰县委开始动员干部南下,县、区、乡干部纷纷报名。2月16日,新泰县南下干部到汶南二地委报到,驻嶅山区南辰村。在那里,鲁中南区党委、沂蒙地委及山东省军区党委召开了南下干部会议,地委书记董琰作动员报告。

  在地委集中的两天时间里,组织上决定让戴光到新泰干部组成的第二大队第九中队当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其爱人韩惠卿也调到第二大队第九中队。18日,队伍到临城(薛城)重新编队,改编为随军山东省鲁中南南下干部纵队第十大队第九中队,按部队编制配备武器、佩戴符号并进行集训。在临城待了20天左右,部队短暂休整学习,着重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接管城市等政策,并介绍了南方地理气候特点和生活习惯等。

  在临城集训后开始步行南下到扬州,在长江北岸集中待命准备渡江南下。4月23日,南京解放。大概在25日傍晚,部队从扬州横渡长江,在镇江码头登陆。当晚下着大雨,部队彻夜步行到江苏省镇江市与军管会接洽。军管会同志答复:此地危险,不许逗留,命令马上离开。丹阳虽然离镇江市区仅20华里,但因为雨天路滑,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辨不清路,行军途中好多同志的鞋子都磨坏了。天亮时,部队到达丹阳县华村,暂时休整一天。这天,国民党军队的大批飞机狂炸镇江油库,火焰冲天。部队又急行军到苏州后,转乘民用小木船,由四五人一组轮流拉纤,不分昼夜行军,来到浙江省湖州南浔。

  5月3日,杭州解放。7日,部队到达杭州拱宸桥驻营休整,待省委分配工作。其间,省委领导谭震林、谭启龙等作动员讲话,重申不能违反纪律、不能扰民等政策,介绍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和有关风土人情。在杭州驻营期间,机构和人员作了调整,十大队和三大队合并为第三大队,奉命接管金华地区。新泰南下干部中队编为第三大队第二中队。13日中午,部队抵达金华。19日,中共八(金华)地委决定,第二中队到东阳县工作,并宣布成立中共东阳县委员会,由戴光和张希本、孙德裕、黄兴华、周永山(已在东阳工作)5人组成,戴光任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张希本任组织部副部长,孙德裕任宣传部副部长,黄兴华任民运部副部长,周永山任县长。

  5月23日下午,戴光带领三大队第二中队90名干部从金华搭棚车到义乌车站,夜宿义乌树德中学。24日中午到达东阳县城,与周永山以及在东阳本地坚持游击斗争的干部会合,与解放大军会师,互相介绍情况,共商大计,并且根据上级统一调配,充实了县、区领导班子。当时中共东阳县委和县政府下辖7个区,90名南下干部除留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和通讯班、炊事班外,其余都分配到各区工作,每区都安排六七名南下干部,即区委书记、区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民运委员、粮库主任和一名通信员。

  促进南北干部团结

  初到东阳时,戴光印象最深、最难办的事有两件:一是东阳地方干部都是当地游击区出来的,作风比较散漫,游击习气较重,而且成分比较复杂,南下干部该如何与地方干部搞好团结?二是南下干部不通东阳方言,人生地疏,生活饮食习惯迥异,该如何开展各项工作?

  来东阳前,省委、地委都反复强调: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一定要搞好团结。驻东阳的二野三兵团12军35师师长李德生对南下干部、坚持本地斗争的地方部队工作也都很支持。

  戴光等人刚到东阳时,县委和县府机关都设在县政府。由于初来乍到,大家不熟悉,加上社会上的谣言,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一度关系不融洽,矛盾突出。后来,为减少矛盾,避免冲突,县委机关就搬到士绅杜菁在红椿巷的宅院里。为了促进南北干部的团结协作,县委很重视和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强调凡事从动机和本质出发,实事求是,纠正偏向,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面对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加强对干部革命意志和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指出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克服右倾和盲目的拼命思想。戴光多次在会上强调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要多看对方长处,多讲自己不足,多做自我批评,加强协作精神。他还在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指出:“哪里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团结得好,哪里的工作就开展得好;反之,哪里这方面闹得凶,哪里的工作就搞不开。”县委领导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干部情绪逐渐稳定,工作局面逐步打开。

  剿匪付出沉重代价

  解放初期的东阳,县中队、区中队都是坚持本地斗争的地方部队,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来自周边县区,有的是国民党投诚人员,还有冒充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武装人员。县中队部分人员整天喝酒,作风懒散,干部群众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反应比较强烈。针对这些情况,县委与35师师长李德生商量对策,35师师部派了一个警卫连,以集中训话为由把驻城的地方武装集中在县政府,把冒充革命武装的国民党武装就地缴械,人员遣送回家。然后对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好的同志继续干,有问题的疏散回家。这样县里武装、区里武装就相对纯洁了。但是,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没有精力去训练教育地方武装,很多人都跑了,有的成了土匪。

  总体来说,到1949年6月,东阳境内的武装力量仅150余人,国民党残匪却有大大小小28股约3000人,还有邻县近千人的匪股在东阳边境肆虐。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6月下旬,35师奉命进军大西南。部队刚调走,土匪就开始猖獗活动,不时袭击区乡政权,杀害革命同志。面临严峻形势,为了保卫政权、保护干部,6月24日,根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把党的主要力量由城市接管转为向农村开展剿匪反霸为中心”的指示精神,县委成立剿匪指挥部。7月上旬,县委采取果断措施,将各区干部武装收缩,集中驻防到县城郊区附近,积极组织军事出击,共击毙和生擒匪徒千余人。但这项工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后勤部部长李厚坤奉命赴福建任职,途经东阳胡村时被土匪杀害。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浙江境内牺牲的最高级别领导干部,震惊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军区领导。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南下同志和地方大多同志都还在坚持斗争,不动摇。戴光的印象中有几位地方干部很不错,像上卢区的区长夏湘展、玉山区区长邢何思,还有金钦盛、金理言、卢芳等,东阳中学的进步人士徐崖松等,他们对县委工作帮助很大,提供了很多土匪的情况。8月底9月初,第三野战军派出一个团来东阳帮助剿匪,主要进驻湖溪和巍山,每一个乡派一个班帮助剿匪、反霸,东阳的剿匪局面由此打开。到1950年初,东阳境内的主要土匪武装已被歼灭或击溃,情况开始好转。年底,全县剿匪斗争基本结束。

  全面开展三大运动

  1950年6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0月,东阳县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部署全县土地改革工作,制定《东阳县委土改计划》,建立土改委员会和土改指挥部,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东阳的土改工作,首先在荷塘乡试点,参加这次试点工作的有县委委员1人,区委委员4人,县、区一般干部及军队干部共40人。由县委委员、民运部长黄兴华带队,在县委调研组和土改工作队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县委部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1月,组成第二批土改工作队,同时金华地委下派217名土改队员,在卢宅、真理、槐堂3个县基点乡和吴宁、湖溪、李宅、沈良、横店、南山、王坎头7个区重点乡(镇)展开。12月15日,成立县农民协会,组成第三批60个土改工作队共700多人,参加面上的土改。到1951年,全县124个乡镇土改基本结束。

  在土改的同时,抗美援朝运动也在东阳掀起。随着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普遍开展,群众爱国情绪高涨,保家卫国行动踊跃,各乡镇纷纷制订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涌现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东阳青壮年更是主动报名参军,全县共组织了3次动员参军运动,3年中全县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达18166人,批准入伍3846人,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3000名兵员任务。戴光回忆,军区来征集志愿兵时都很喜欢东阳的兵,因为东阳兵吃苦耐劳,身体好,不像有的地方有血吸虫病等比较严重的地方病。

  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三大运动的结束,县委集中主要精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建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4月,县委在槐堂乡寿塔头村建立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集体经营、评工记分、分季预分、年终分配”。

  1952年12月,戴光结束了在东阳的工作,调到金华地委任秘书长。之后又任金华地委秘书长、副书记,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温州地委第二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浙江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冶金部经济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第五届、第六届浙江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提案委主任。1993年离休后,戴光一直与孩子们生活在杭州。

抗战烽火中走出的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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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国共统一战线再度形成,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使浙江有了国共共同遵守的政治基础。1938年9月,钱谟接任国民党东阳县长,中共东阳县委与钱谟建立统战关系,东阳抗日救亡活动兴起。

  国民党东阳县政府举办抗日妇女干部训练班,经党组织动员,蒋拥瑜立即报名参加。

  蒋拥瑜原名蒋凤光,1920年出生于歌山镇上蒋村。

  县委书记批准其入党

  在训练班里,蒋拥瑜结识了同为学员的裘家岭村共产党员潘玉英。潘玉英把她介绍给哥哥、中共党员潘廷鼎。经他考察教育,介绍蒋拥瑜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6月,蒋拥瑜到李宅(八都)乡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其间,东阳县委书记马丁来到李宅,对她作进一步考察教育和帮助指导,帮她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批准其入党。入党后,马丁对她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蒋拥瑜对党的认识更进一步,很快就学会群众工作方法,组建党的外围组织“姐妹会”,成立歌咏队到各村落演出。同时学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做好团结争取钱谟夫人侯双璧的工作。

  建立东阳首个妇女党支部

  1939年9月,蒋拥瑜受县委指派,以国民党东阳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妇女训练员的身份,以办妇女民校为掩护,到槐堂乡开展党的活动,住在岭下街地下党员马忠元家。当时,这里是中共东阳县委的办公机关。10月,县委决定成立槐堂区委,马忠元任书记,蒋拥瑜任组织委员,周望谦任宣传委员。

  蒋拥瑜在槐堂岭下村办起妇女民校,深入农户宣传动员,很快发动20余名妇女来民校学习。她边传授文化知识,边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马海琴、胡嫦娥、胡照英、胡桂菊等人入党,建立妇女党支部,马海琴任书记。这是东阳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党支部。

  是年冬,蒋拥瑜在其他党员协助下,又发起成立槐堂乡抗日话剧团并任团长,编排了一批抗日话剧,有的剧本还由她自己编写。演员由妇女民校和灵岳、后赵小学学生担任。春节期间,抗日话剧团在乡内各村公演,还应邀到附近各乡镇演出,很受民众欢迎。国民党县党部也计划请剧团到县城演出,后因形势紧张未成。

  1940年3月8日,蒋拥瑜发动槐堂妇女砍柴销售,用收入购买了手帕、毛巾,绣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口号,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端午节又发动妇女募捐粽子、鸡蛋、麦饼等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和荣誉军人,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国民党东阳县机关报《东阳民报》还报道了此事。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共投降政策,1940年4月至5月,在县委书记崔洪生(陈福民)领导下,蒋拥瑜积极参与开展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活动。在岭下街马忠元家楼上,她带病连续三天三夜刻写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告全国同胞和国共两党同志书》,油印后组织党员分送到全县各地党组织张贴,连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门前街道两旁也贴满了标语、传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6月至7月,六十三都乡成立妇女会分会,蒋拥瑜被推选为理事长。其间正逢县妇女会改选大会,根据县委指示,蒋拥瑜动员所有妇女会员参会,并提出县妇女会理事候选人名单。虽然国民党县党部千方百计阻止进步势力加入,而且内定了县妇女会理事成员名单,但通过广大妇女会员的努力,蒋拥瑜还是成功当选为县妇女会理事。

  1940年6月,赵昭泰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他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同年夏,槐堂地区党的组织和活动受到挫折,党的活动开展困难。在厉林虎介绍下,蒋拥瑜转移到相对偏僻的高城村办妇女民校,办了两个月,培养发展了吴素莲、蒋有翠两名共产党员。但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蒋拥瑜在槐堂难以立足,同年9月,她到南溪安儒小学任教并坚持斗争活动。

  1940年10月,刚上任的中共东阳县委书记徐玉书不慎被捕,国民党当局在其行李物品中,发现一封让共产党员马海琴转交的信,马海琴也被捕人狱。蒋拥瑜不顾自身暴露的危险,以六十三都乡妇女会理事长的身份去卫戍司令部担保,又去做县妇女会理事长卢菊仙的工作,马海琴最后得以释放。

  顶着白色恐怖为党工作

  随着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党组织活动开展更加困难。根据县委决定,蒋拥瑜转移到北部山区乡开展妇女工作,不久又回到李宅。

  1941年夏,经卢福星介绍,蒋拥瑜认识了时任中共永康县特派员的王志远,后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做党的工作,化名蒋力平,公开职业是永康县上里叶小学教员。这一年冬天,王志远被国民党逮捕,出卖了部分党组织成员后潜逃。经组织安排,蒋拥瑜撤回东阳。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东阳沦陷。蒋拥瑜返回东阳槐堂,和陈琼等人组建抗日武装岘南独立分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这是共产党金华地区组织领导建立的最早抗日武装之一。

  岘南独立分队后加入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改称“特务排”。组织上考虑到部队流动性大、环境艰苦、妇女行动不方便,蒋拥瑜政治面孔太红,容易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目,决定让她做情报工作。她在家设立联络站,动员妹妹蒋凤仪、蒋茂光等作眼线,及时掌握敌伪动态。为配合攻打李宅的伪军据点,她派蒋茂光到李宅以摆香烟摊为名进行侦察,提供情报,由她送到湖溪,为拔除李宅据点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摩擦,1943年9月,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被国民党东阳当局“整编”,杜大德、杜锦堂等骨干被捕,陈琼被杀害。蒋拥瑜不顾生命危险和陈琼的爱人商量,找人将烈士遗体收殓安葬,自己决定投奔新四军。她再三嘱咐妹妹蒋凤仪:“要经常到里岭祭奠陈琼同志,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请告诉党和政府,陈琼是为革命、为抗日牺牲的。”后接到中共义东北工委委员、岭北周区委书记王力群指示,蒋拥瑜继续留在东阳做情报工作,为攻打国民党山北办事处做准备。此时的山北办事处主任赵昭泰对她的工作才能很是欣赏,想控制她为自己所用,于是逼使蒋拥瑜到山北办事处话剧团当演员。蒋拥瑜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怀鲁情报站负责人马秀高指示她前往,借机获取情报,组织会设法送其去诸义东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两个月的演出期结束,蒋拥瑜离开东阳,来到诸义东抗日根据地——义乌县楂林镇溪后村,化名徐明月,任民运小组长。不久,义北区委成立,蒋拥瑜任组织委员。1945年春,蒋拥瑜又升任诸义东县办事处民运队队长。她努力工作,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粮筹款支援前线,至抗日战争胜利。

  参加解放战争奉献新中国

  1945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命令,浙东新四军从根据地撤出,开赴长江以北。蒋拥瑜奉命离开根据地,随军北撤到山东。1946年10月,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蒋拥瑜又随部投入全国解放战争。她先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民运工作队从事民运工作,后相继担任纵队兵站党支部书记、担架团机关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纵队工作队党支部委员兼工作组组长,宣传教育根据地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培养吸收党员,为解放战争提供人力、物力支撑。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留守处创办妇女大学,蒋拥瑜有幸参加学习培训,担任干部学员三中队党支部书记,后任三野留守处机关党支部书记。

  1949年5月,上海胜利解放,蒋拥瑜随军进入上海,参加城市接管工作,任全国总工会工作组副组长,负责接收上海国棉十四厂和五厂,兼任国棉五厂党支部副书记。年底转调江苏省,先后任南京市政府党委组织科科员、组织员、组织科副科长和鼓楼区组织部副部长等职,为稳定政治社会环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忘我工作。后到北京任中科院计算所三室支部书记等职,1983年12月离休。如今,这位百岁老人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幸福地与子女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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