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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激流立砥柱 五四运动中的东阳人

2021-03-10 14:55:37 来源: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吴旭华

  编者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此,本报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起,开辟《百年东阳风云人物》,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通过讲述东阳党史著名人物的革命经历,让大家在学习党史中获得启迪,使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为高水平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凝聚磅礴力量。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东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在革命的风雨中觉醒。东阳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真谛,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及东阳历史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来自东阳的“80后”邵飘萍、“90后”朱一鄂,成为这场运动的发难者和主力干将。

  5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东阳后,东阳中学学生首先响应,发表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义举,并成立东阳中学学生自治会、东阳县学生联合会,由东阳中学学生吴兆莘担任会长。吴兆莘和来自东阳中学、之江小学以及回乡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许济品、何学琏、李春城、葛德铭、赵济猛等人,分头带领同学们在东阳和义乌,多路宣传五四运动,呼吁群众抵制日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活动热潮。

“80后”邵飘萍

影响毛泽东政治选择的新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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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当天,杭州《汉民日报》出版发行。这家杭州光复后新创刊的首家报纸,其主创人之一和主笔,就是1886年出生于东阳紫溪村的邵飘萍。作为邵飘萍的出生地,紫溪村御史第内的东厢房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每年都有人前来瞻仰。

  从新闻启蒙到新闻为业

  邵飘萍的新闻兴趣,应该萌生于由东阳人蔡汝霖与反清会党“龙华会”副会长张恭创办的《萃新报》。张恭与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相识,后与邵飘萍结交,邵飘萍因此成为《萃新报》的忠诚读者,从报上吸收了民主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报纸成了邵飘萍须臾不可离的精神寄托,“舆论界骄子”梁启超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他经常为上海报纸撰写稿子,抨击时弊,深得浙江革命志士好感,并获得秋瑾赏识。秋瑾被捕前还给邵飘萍写过信,但他收到时,女侠已赴难。1908年,杭州举办省运动会,邵飘萍和同学创办了《一日报》。可以说,在杭州求学时,邵飘萍已有意识地训练新闻业务,并立志“新闻救国”。

  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邵飘萍与杭辛斋创办了《汉民日报》,但不久就因为“言论过激”而被袁世凯党徒逮捕。1913年8月,在第三次入狱并脱险后,邵飘萍东渡日本,与同学潘公弼、同乡马文车共同创办了东京通信社,为京津沪汉的著名报纸提供新闻报道,其中最著名的新闻报道就是曝光中日秘密交涉中的“二十一条”,在中国掀起了声浪巨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也为后来爆发的五四运动埋下了导火索。

  1916年春,邵飘萍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等报馆。早在1913年,他就为《申报》撰稿,力挺孙中山。不久,袁世凯买凶暗杀了宋教仁,邵飘萍在《申报》连续发文揭露真相,一举奠定了他在新闻领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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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街道紫溪村御史第内的东厢房,当年邵飘萍就出生在这里。 通讯员 周晓刚

  京城办报讲学影响毛泽东

  受《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委派,1916年8月,邵飘萍赴北京为《申报》采写北京特别报道,同年创办了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他独资创办了《京报》,并以“铁肩辣手”自励。同月,邵飘萍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建议并协助其于10月14日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作为导师的他在课中宣传民主与科学,传播爱国反帝反封建思想,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的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深受邵飘萍影响,在生活上也受到其关照,在他创办《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讯社时,都得到邵飘萍的技术和物质帮助。难怪,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如此评价:“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一生重视新闻事业和革命舆论的伟大作用,其渊源都刻有邵飘萍积极影响的痕迹。

  发难五四宣传马克思主义

  《京报》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处于色厉内荏的“北洋政治”与潜在崛起的“市民社会”夹缝里,侧重于报道评论战事政局,讲求新闻报道的时效与真实,努力反映民众呼声,兼以副刊众多,很快就吸引了众多读者。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夕,《京报》屡屡发文,迫使北洋政府“听命于民意”,对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月23日,《京报》刊发《国民一致对外之声援》一文,深深触怒了北洋政府,并在3个月后招致查封,作为“五四”发难人的邵飘萍被迫远走日本。这一走,邵飘萍转身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在日本,邵飘萍撰写了《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俄国大革命史》《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次年回国恢复《京报》后,他更是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宣传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影响尤其重大。前者不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还介绍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学说及阶级斗争学说;后者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及布尔什维克党,把十月革命视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似只有李大钊才有这样的见识。也因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把邵飘萍定性为“较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秘密加入中共以身殉报

  此时的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邵飘萍凭借对俄国等国家革命活动和思潮的观察,以强大的翻译能力、掌握印刷媒介,得以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就被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为研究会校订日文译著,从技术和物质上支持研究会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邵飘萍又与中共北方区委联系密切,不仅支持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工人周刊》,还时常把重要情报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利用《京报》的设备条件承印进步书籍,其中的《非宗教论》辑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论文33篇,还附有马克思的照片。在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列宁去世等重要时间节点,邵飘萍在《京报》上公开发表《马克思纪念特刊》《列宁特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举凡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下的政治运动,邵飘萍是无役不与。1925年春,作为“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他的政治面貌,当时连毛泽东也不知道,因此才会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评价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49年4月,毛泽东批复邵飘萍为革命烈士。此时,距离1925年4月,因为在报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三一八惨案”,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父子秘密杀害于北京天桥,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历史最终给出了公正的答案,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殉报人”!


90后”朱一鄂: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的骨干分子

  就在邵飘萍协助成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一周后,北大成立了《国民》杂志社,邵飘萍与著名画家徐悲鸿一起担任了杂志社的顾问,总顾问则是李大钊。在这里,他遇到了小老乡朱一鄂。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朱一鄂在加入杂志社后担任了调查股主任。

  北大学生活动的倡导者

  朱一鄂(1891-1963),又名朱横秋、朱佐庭,东阳亭塘猴塘阁人,后迁居城区。他6岁时就读于县城天官第广益小学,后考入乡贤蔡汝霖创办的旅杭金衢严处四府公学,又进入金华中学,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3年后转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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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二黑衣者是朱一鄂

  在北大,朱一鄂以辩才著称。1917年4月,他与同学发起成立“同学俭学会”,以尚俭乐学为宗旨,简章载在《新青年》杂志上。当年,他又发起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并在12月17日于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等,吸引了460余名师生参加,一时轰动海内外。在成立大会上,朱一鄂上台演讲,后被推举为纠察员。1919年3月,朱一鄂与邓中夏发起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5月25日在蟠桃宫讲演时,他首个上台演讲《礼义廉耻》。

  五四运动的主力干将

  1919年春末,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国人的焦虑感日益增强。尤其是5月2日的《晨报》《北京益世报》等报纸披露:巴黎和会将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收集的《北大廿周年纪念专刊》显示:为反对中国政府与日本签约,朱一鄂约了数位同学找到校长蔡元培商量发起请愿示威游行,“此时蔡校长不但不阻止我们这种发起,并且很热烈地表示赞成。他说,我国在巴黎和会空气很坏,政府怯于日本势力,恐怕要预备签字,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国民自决,国民能够有对外示威表示以及否决政府的行动,尚有挽回的余地。就是一时不能达到目的,将来也有翻身的日子,不过诸君举动,要有秩序,以免政府有所借口等语。我们得到蔡校长同意后,立刻一面通告同学开会,一面用电话通知专门以上各校派代表参加,并请《京报》主笔邵飘萍君到会报告巴黎和会最近形势,即于五月三日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邵君报告毕,即决议五项:(一)定五月四日为北京专门以上各校学生全体出发对日示威;……(五)定五四上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前会齐。”游行过后,他又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当局交涉。

  1927年5月4日,五四运动八周年之际,朱一鄂在《中央副刊》发表文章《五四运动之回顾》,称五四运动是一场“国民政治运动”,是由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并非仅是文化运动。

  投身学术的经济学者

  1919年10月,朱一鄂从北大毕业回到东阳,出任东阳中学教务主任、校长,又任浙江六中、榆林中学教员。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秋,朱一鄂前往广州,任《国民日报》编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州)主任、江汉通信社(广州)主任、民央民众训练委员会总务主任等职。其间,他因为思想进步,被国民党排挤。1933年后,大失所望的他毅然放弃政治生活,走进学术研究机关,先后出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南京)文书主任、安徽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员,兼安徽物产远销处调查主任、安徽学院教授等。他秉持邵飘萍教导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安徽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涉及宣纸、徽墨、竹簟等安徽物产生产销售情况;还于1940年发起创办皖南实业公司,内设造纸、纺织、制革、火柴等4个工厂,两年后又发起创办浙江旅屯同乡会完全小学,附设幼稚园,服务于避寇安徽屯溪的浙江同乡。

  曾经的五四运动干将,在服务地方经济和教育发展上找到了栖息之地。新中国成立后,朱一鄂回到东阳,先后任教于东阳中学和东阳二中,被推荐为县政协一届委员。他以前瞻的眼光屡屡在提案中提出发展地方经济的建议,在大会发言中显示与中共肝胆相照的风采,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崇尚科学民主、得风气之先的五四精神。

  本栏目协办单位:中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馆、地方志编纂室)

责任编辑:刘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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