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红色足迹——邵飘萍丨钱塘弄潮，你以一腔豪气唤迷津

沈爱国向记者介绍邵飘萍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期间的相关情况。

1906年，21岁的邵飘萍考入浙江高等学堂。这座学堂，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

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启真湖畔，有一条蜿蜒的“飘萍路”。扫描路旁景观文化椅上的二维码铭牌，会跳出邵飘萍的事迹介绍，恍惚间让人错觉他从未离开这座校园。

浙江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浙江最早的新式学堂杭州求是书院。当年，梁启超获悉求是书院建成，极为欣喜，认为“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舆”。

这座书院有一条章程，学生可在“每日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浙高”不仅沿袭了此做法，而且为学生开辟了书报阅览室。“浙高”教师孙翼中还担任了风行杭州的《杭州白话报》主笔。邵飘萍进校后，报纸就成了他须臾不可离的精神寄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书报，思考救国之道，认识到政府要愚弄国民、国际要干涉中国，先自钳制公众舆论始，且变本加厉。进校不久，他就为上海《申报》充任“访事员”，投寄通讯。

和“浙高”几乎所有学子一样，邵飘萍视“舆论界骄子”梁启超为精神偶像，把梁当年提出的办报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奉为圭臬。“梁启超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文风，对从小学习‘八股文’的邵飘萍冲击最大。”浙江大学新闻系原主任，现浙大城市学院钱塘学者、传媒与人文学院教授沈爱国说，邵飘萍不仅逐字逐句认真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更是在写作中有意模仿其行文风格。

1909年春，浙江省运动会召开，会期只有一天，邵飘萍和同窗张任天、陈布雷借机办了一张16开的《一日报》，邵飘萍当记者。这张小报出了20余期，每期120份，很受大家欢迎。这是邵飘萍创办的第一张报纸。在沈爱国看来，这张小报虽然是蜡刻油印，但文章内容具体充实、体裁丰富，已然具备公开出版报纸的雏形。

邵飘萍创造的这个“传统”，被浙大沿用至今。浙大每年举办校运会，各学院都会抽调精兵强将做足宣传，运动会结束后还会评选“宣传组织奖”，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系几乎年年拔得头筹。

可以说，在“浙高”求学时，邵飘萍已有意识地进行新闻训练。特别是1906年，秋瑾从日本归国后，邵飘萍与其相识，受革命思潮影响，逐渐萌发“新闻救国”思想。

杭州十四中康桥校区内的“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元素。

邵飘萍再到杭州，已经是1911年。著名报人杭辛斋邀请他到浙江军政府资助的《汉民日报》担任编辑。

此时的邵飘萍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他不仅编辑《汉民日报》，还在《浙江军政府公报》担任编辑，同时为《申报》《新闻报》撰稿。可能在此期间，他还接受了浙江首座女子学校——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原杭州女学校）的聘请，担任国文教员。

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就是今天的杭州十四中。该校的校史馆内，还原了当年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的大门。杭十四中党委书记、校长唐新红拿出《百年回首·世纪辉煌——浙江省杭十四中百年校庆纪念集》一书，翻开杭十四中首任校长顾文郁侄孙钟韵玉撰写的文章，上面清楚记载着邵飘萍曾担任学校的国文教员。而在杭十四中百年校庆校友名录中，赫然印着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的名字。1912年，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升格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汤修慧成为该校师范本科首届学生，于1916年7月正式毕业。

就在今年6月19日，杭十四中全体党员教师还奔赴东阳紫溪，瞻仰邵飘萍的故居。紫溪村老协分会会长邵福清为他们讲述了邵飘萍的成长史，飘萍小学的学生志愿者引导他们参观了邵飘萍纪念馆。杭十四中党员教师还走进东阳市博物馆，参观了邵飘萍新闻之路红色主题展。唐新红说，杭十四中是当时杭州乃至全省反帝反封建、提倡男女平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邵飘萍和汤修慧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典型人物，不仅在办报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利用各种渠道宣扬民主进步思想。此次赴东阳参观，就是为了学习邵飘萍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伟大精神。他还提到，这个学期，学校每周一晨会都给学生播放邵飘萍等先进人物的视频。

在杭州教书育人的生涯极为短暂，邵飘萍更钟情的还是新闻事业。特别是1912年，杭辛斋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北上入京参事后，《汉民日报》就由邵飘萍负责。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报纸对于善事，有引导维持之责任；对于恶事，则有监督纠正之责任”，因此对于袁世凯政府极尽嬉笑怒骂，招致当局采取纵火、寻衅、刺杀等手段对付他，生命屡受威胁。他却放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铮铮铁骨宁折不弯。直到1913年8月第三次入狱，被夫人汤修慧营救出狱，遂东渡日本以免再受迫害。对这个细节，杭十四中康桥校区高一党支部党员韩文澜感受颇深：“一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承载了飘萍同志的万丈豪情，唤醒了根植于千万人心中的爱国之情，成就了一个觉醒的年代。”

抵达东京后的邵飘萍进入法政学校，日本迅猛发展的新闻业让他眼花缭乱，课余又结交了一批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更坚定了他在大学里所立的“新闻救国”心志。在给汤修慧的信中，他坦言：“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世不仕王侯，高尚其志。”他早就洞见日本意欲吞并中国的野心和阴谋，从日本报刊上收集相关信息，写成报道发回国内，还于1915年与同学潘公弼、同乡马文车，共同创办了东京通信社，向国内著名报纸发稿。

1915年2月，邵飘萍见外电详细披露日本和袁世凯政府秘密进行“二十一条”交易真相，马上发电报驰告国内。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他更是激烈抨击，从当年9月4日到11月下旬，邵飘萍在《申报》上发稿24篇，内容多为中日外交问题。写这些稿子时，他往往眼含泪水，“其精神之痛苦，盖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矣”。

在日本期间，邵飘萍还写成了《新闻学》书稿，并在《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新闻学》书稿后来发展为两本中国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分别是《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这两本书籍是浙大新闻系教师永远绕不开的著作。”沈爱国就专业研究邵飘萍的新闻实践指导。他发现，邵飘萍的采访技巧堪称高明，“他擅长游说，能令不喜欢接受采访的政府官员不得不见，且不得不谈，夜探总理府就是典型的代表。”因为东京通信社“适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以议论激越，惹日本警察官吏注意”，1915年底，应上海新闻界联合邀请，邵飘萍回国护国讨袁，主持《时事新报》笔政。1917年，当他获悉段祺瑞政府想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日本援助，扩大皖系军阀势力时，他夜探总理府见段祺瑞，获得独家新闻。

邵飘萍提炼出的诸多先进新闻理念，深受沈爱国欣赏。比如，他在采访中惯用“心记”，现场不做笔记，回去后再快速整理，以打消被采访人的紧张感；他将报业经营和采访写作平等看待，认为采访线和经营线应该双翼齐飞……“这些采访技巧和新闻理论非常超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沈爱国在课堂上必讲的知识点。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为赓续邵飘萍的红色基因，每两年浙江省记协就启动全省新闻界最高奖浙江“飘萍奖”评选，激励优秀新闻记者。

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为君后唱歌来。

为了苍生不受苦，生灵不涂炭，邵飘萍在用笔唤醒同胞迷津的同时，更以不惧喋血的勇气，甘作“杀贼男儿”，挥笔讨敌。杭州的湖山记住了他的柔情，更为他植入了一身铁骨！

《邵飘萍》一书面世

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共同编纂的《邵飘萍》一书出版发行。浙大城市学院钱塘学者、传媒与人文学院教授沈爱国为该书作序。

沈爱国在序言中评价，《邵飘萍》一书的正式出版，是对革命烈士最好的纪念，不仅让后人更真实、全面地了解烈士，更是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

沈爱国在文中称，邵飘萍以新闻事业为立志报国方向。在《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4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这4个字取自明朝谏臣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沈爱国说，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差，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

该书除了从一代报人的角度，挖掘邵飘萍在报业方面的成就，更是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角度，挖掘了邵飘萍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光辉历史。“这对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邵飘萍的人们来说，都是永久的宝贵精神财产。”沈爱国认为，该书还精选了名家与邵氏亲人之作，让邵飘萍更显可亲可敬、有血有肉。

据悉，《邵飘萍》一书从传播马列主义先驱者、五四运动发难者、新闻报业奠基者3个方面，对邵飘萍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每部分以导言综述说明，再精选邵飘萍相关著作或新闻作品，互为观照。在编撰过程中，编委会成员走访了紫溪、金华、横店等多处邵飘萍故居、旧居和纪念馆，与研究邵飘萍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多方探讨，并征求邵飘萍的孙子邵澄、邵念斯的建议。借本书编写之机，编委会成员还为邵飘萍的两本著作《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完成了繁体转简体和标点断句工作。

在文末，沈爱国这样写道：“烈士已渐行渐远，但英烈精神永存。相信邵飘萍烈士生前‘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冯玉祥语），死后依然魅力四射，在恒久的时空中闪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