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南宋的婺学是理学的一大高峰，也是南宋理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宋室南渡之后，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倡道婺州，影响了整个东南。《梅花岭记》的作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提到：南宋乾道、淳熙以后，吕祖谦（1137-1181）创立的婺学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立的重要学派。其学说兼取朱、陆学说之长，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因此，南宋金华学术肇始于吕祖谦。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甚至认为：婺学是南宋学术的极致；在“东南三贤”中，吕祖谦的成就在朱熹、张栻之上。
那么，吕祖谦创立婺学的发轫之地在哪里？
金华丽泽书院是吕祖谦讲学会友之地，也是吕祖谦传播婺学的重镇，史载其创设于宋乾道初（约1165-1166）。但是，早在南宋绍兴年间，吕祖谦就在东阳的友成书院讲学，为东阳培养了庞大的“儒学天团”。就此而言，友成书院堪称吕祖谦阐扬婺学的首个“大本营”。
赵公藻建友成书院
公元1127年，北宋王朝不敌骁勇善战的女真人，被迫退出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南渡偏安。一同南渡的还有大批北方士族，其中有魏悼王赵廷美的七世孙、中训郎赵公藻。在靖康之变中，他侥幸在洛阳脱险，带着母亲高太夫人来到南方。不久就奉赵构敕令，进驻东阳中兴寺（现法华寺），在寺的北面建起府邸。
1129年，赵公藻的两个儿子赵彦稶、赵彦秬相继出生。两个孩子都聪明绝伦，少年赵彦稶进入太学读书，赵彦秬则幼年就进入大内读小学（即宗学）。宋高宗赵构极为喜爱赵彦稶，对其一路擢升。但赵彦稶“性厌纷华”，以读书为乐事，辞去承直郎之职，回到东阳。
为了勉励儿子精进学业，在高太夫人的建议下，赵公藻在府邸附近办起了友成书院，聘请大儒吕祖谦执教。赵彦秬也跟随吕祖谦进学，甚受器重。
南宋的太学于绍兴十二年（1142）重建，宗学也是在1138年建都临安后才得以恢复。由此可见，友成书院创设于南宋绍兴后期，吕祖谦执教友成书院的时间，远早于丽泽书院。
友成书院规矩严谨，每月初一、十五，高太夫人都会来到书院打理事务，书院秩序井然。
当是时，金华地区的私家书院寥若晨星。因此，当获悉吕祖谦设马帐于友成书院时，时任金华知府的吴芾就把次子吴洪送到友成书院，让其从学于吕祖谦。
出生于1137年的吕祖谦，年纪虽较赵氏兄弟小了8岁，但《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赵氏昆仲因此也甘于自降辈分执弟子礼。
门人济济光耀东阳
在友成书院受业于吕祖谦的一干才俊，日后大都成了国之干城、人中翘楚。
“当时在友成书院读书的东阳学子，包括赵彦稶、赵彦秬、赵淦之、李诚之、乔梦符、陈黼、葛洪、乔行简、倪千里、马壬仲等。”市政协文史资料专辑《东阳书院》执行主编华柯考证，这些学子大多考中进士，且在日后成为名臣硕儒，为宋元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成就生成的“溢出效应”，使得吕祖谦的学术影响绵延不绝。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借助友成书院的集聚效应，吕祖谦打造了蔚为壮观的东阳学人传承谱系，有宋一代的东阳无从超越。直到元代，许谦培育了白云门人群体，才堪堪比肩。《宋儒学案》记载的吕祖谦在东阳门生仅8人，华柯多番查阅家谱、旁证史书，确认吕祖谦在东阳的门生至少有28人，且半数以上出自友成书院！
在这些门人中，葛洪、乔行简官至宰执，录入“东莱学案”，成为吕祖谦学说的主要传人。李诚之曾在省试中获第一，是货真价实的解元，后镇守蕲州抗击金兵，合门殉节。乔行简、乔梦符、葛洪、李诚之以名宦载入《宋史》。赵彦稶、赵彦秬、陈黼盛名传世。李大有、李大同兄弟颇有政声。王德衡与乔行简、李诚之分受五经学，登进士，王德衡的儿子王居之、孙子王如璇都中进士，曾孙王庭槐与许谦并称“咫尺两贤”。
“东莱自昔道南行，文献流徽纪友成。八叶宗枝光绝学，五经门第盛时英。书灯旧彻台垣影，讲席今留风雨声。勋业一堂名竹帛，真儒原不尚虚名。”清初，巍山籍贡生赵钺路过城区双岘路友成书院旧址，目睹那方高逾一米的“吕成公讲学处”石碑，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这里英才济济、鸿儒纷纷的盛景，不胜感怀，留下了这首《过宋友成书院故址有怀》。
阐扬婺学星火燎原
吕祖谦婺学理论最著名的观点是提倡治经史以致用，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教育要为国家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人才。他以百工治器为喻，认为“百工治器，必贵于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时倡导学者要见“儒者之效”，教育门生关心国事，坚持正义。他的理学建树在众多东阳门人的阐扬下，如星星之火，速成燎原之势。
东阳籍学人阐扬吕祖谦婺学的路径，无非有三条。
其一是践行“儒者之效”，也就是躬行儒者该有的义务。《金华征献略序》说：“东莱吕成公以中原文献倡导于兹，一时从游之士居台鼎者，则有若乔文惠、葛端献，其余树名节建功业者指不胜数。”乔文惠即乔行简，葛端献为葛洪，两人都是吕祖谦婺学的重要传承、弘扬者，对吕祖谦所倡导的“儒者之效”身体力行。历官至参知政事的葛洪，一生“不敢背师训”。他在执政时，把百姓视为父兄，把害民者视为害己者。百姓打官司，他尽力为其明辨曲直，做到毫发无枉。他还善于察人，奸诈小吏都难逃他的法眼。平生清正廉洁，常以“职业无愧禄养”自勉。乔行简官拜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识量宏远”，好直言，善荐才。为抗击金兵而殉国的李诚之，在《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中，被评价为宋理宗、宋度宗两朝“死节忠臣”之先，是最大义凛然、最奋不顾身的宋儒。
其二是赓续“文献之学”，也就是发扬婺学文献派的特色。吕祖谦为学以“杂博”著称，对史学非常重视，以理学统领史学，又以史学折衷理学。其历史著作有《大事记》《十七史详节》等，文集中还有许多论史之作。他的这一治学方式，对东阳学者注重历史文献整理影响深远。其弟子李大同有《通鉴随录》《唐事类编》，葛洪有《涉史随笔》，赵彦秬有《春秋发微》《钱塘遗事》，马之纯有《左传纪事编年》，孙德之有《续东莱大事纪》等史学著述。
其三是培养“有用之学”，也就是开办书院培育经世之才。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题蒋伯康小传后》说：“吾婺自东莱吕成公传中原文献之正，风声气习，蔼然如邹鲁，而其属邑东阳为尤盛。”宋濂认为，东阳学风之正，历来为八婺之首，原因就在于吕祖谦学术思想对东阳教育思想甚至社会风气产生了广泛影响。“东阳之所以成为教育之乡，就在于东阳学人赓续践行吕祖谦‘治经史以致用’的理念。”华柯指出，南宋时的东阳书院不以科举为务，而以实用理性取代空谈性命，用学术引领社会发展。吕祖谦的东阳籍门人多爱兴办书院，在南宋时形成了高潮。如乔行简创办孔山书院；赵彦稶在月塘里创办淇阁书院，并自任山长；马壬仲也在家创书塾，双泉徐次铎等从其学，后徐次铎请马壬仲到家开绛帐；徐次铎为国子先生，传理学、声律于刘德甫和孙德之；葛洪致仕归里后首置义塾，教育后学，并以丽泽书院的学规为准则；胡居仁受学吕祖谦，其孙胡佑之创义庄，办胡氏义塾；楼钥与吕祖谦同年，折辈从之学，其长子楼淳建有花园书院；倪千里也曾办书院，开门授徒。
吕祖谦的婺学脉络，在东阳如洪波涌起，流传广泛，澎湃不息，绵延不绝。甚至，吕祖谦后来主持的丽泽书院，也离不开东阳门生及后续学人的扶持、支撑。如葛洪就接过恩师衣钵，在丽泽书院讲学。元朝蔡宅蔡天泽、明代奥里黄存忠均曾为丽泽书院山长。淇阁书院建立丽泽会，陈时芳主《丽泽会规》。
直到清朝，“婺学最后一位传人”的美誉，仍归之于东阳人王崇炳。王崇炳不仅好学深思，还沿流溯源，赓续“北山四先生”之传，继承朱熹的学说；又传承吕祖谦婺学理论，整理了许多吕祖谦的学术书籍，如《吕东莱先生尺牍》等。而一旦追溯这条源远流长的学脉，我们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东阳悠悠南山下早已消逝的友成书院，那是东阳文化最辉煌时代的最鲜明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