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宝庆四年（1228），76岁的葛洪官拜参知政事，正式进入宰辅序列。
此时，距离他在金华丽泽书院担任恩师吕祖谦的“助教”已过去了55年。
丽泽书院是吕祖谦阐扬婺学的“大本营”，前来求学者，其才学天赋可谓龙章凤资。葛洪却能从一干“学霸”中脱颖而出，除了他的学业成绩优秀，还有他老成持重的性格以及在同学当中树立的威信。生而凝重的他“髫龄如成人”，童年时就举止如成人。作为天才型少年，他天资颖异，读书过目能诵，而东阳人特有的大气包容在他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这也保证了他能从南宋官僚体制中最低端的县尉起步，在漫长的公务员生涯中步步高升，圣眷优渥，直至成为官家的“副宰相”，位极人臣。
在一个需要“拼爹”的时代，葛洪活成了大宋儒臣中理想的人设，也成了吕祖谦经世致用思想的最佳践履者。
他是吕祖谦
在东阳的第一高足
南宋理宗朝宰相杜范，比葛洪小近30岁，曾多次前往拜访葛洪，是葛洪货真价实的“迷弟”。在他所写的《葛洪行状》中提到：“容父（甫）弱冠师东莱吕成公……成公大喜，曰，是志气不卑，可致远也。初名伯虎，为改今名，定其字。”仅此一语，就将吕祖谦对葛洪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
1152年，葛洪出生于南马葛府，初名伯虎。约20岁时，葛伯虎拜吕祖谦为师。初时，葛在东阳友成书院就读，吕祖谦曾主师席。乾道八年（1172）二月，吕祖谦的父亲吕大器去世，他回到浦江明招山为父守灵，直到当年11月吕父下葬。在此期间，葛洪正式成为吕祖谦的私淑弟子。吕祖谦趁机“考察”了这名学生，让他评论汉史中的任意一条内容。他挥笔而就，文辞畅达，义理通畅。吕祖谦见之大喜，赞他“志气不卑，可致远也”，还把他的名字改成洪，赠字容父，意谓他器度恢宏，可容万物。而在宝庆年间葛洪主管太学时，他又用恩师的这一训勉教导太学生们“器识为先”，做人要立德为先。
在虎鹿镇葛宅村家训馆内，迎门照壁上书有“义命”两字，这是吕祖谦赠予葛洪的处事之道。葛洪曾请教恩师：如何才能坚守终身大节？吕祖谦回复以“义命”两字，并为他解释：人的发达、得失以及寿命长短、福祸多少，皆是天命。士人君子欲行大义，唯有等待时机。
察时趋势，相机而动，以最小的代价、最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宏大使命追求。“义命”两字，自此成为葛洪的圭臬，无论仕途穷达，终生不曾动摇。
事实上，葛洪生于贫寒之家，父母靠典当衣服才供得起他读书。有了恩师所授的“义命”要诀，从政后他始终在财富上清廉自守，践行大义，常以“职业无愧禄养”自勉，守正尽公。宋人楼镛说：“容甫耻自炫鬻，为人端严简静，洁己廉甚。”葛洪考中进士时，时任丞相的王淮招女婿，一眼相中了他，问他是否已有妻室。见风使舵者或许会停妻另娶，葛洪却坦诚相告已定亲，乡人听说此事后都赞其高风亮节。之后葛洪担任平江昆山尉，一到任，县吏即奉上六万“安家费”，告之是惯例。葛洪坚辞不受，后来将这笔钱用于修缮宣诏亭。上任月余，县吏又循“惯例”奉上加倍的工资，他也只取应得的那部分，其余均退回。
作为臣子，葛洪以为国尽忠为己任。昆山近江临海，海盗猖獗，当地兵士常借巡逻之名行扰民之实。葛洪查明情况后即加以整治，严令不得随意出入商肆，不得扰民。到昌国（今宁波定海一带）担任知县时，他又大兴调查之风，为民兴利除害。根据当地控扼海道的地理形势，充实海防，招募寨军，添造军船，置办武器；清查田亩，减免赋税，打击豪强。身处低位时，他怀忧国忧民之心，选择历代26位帝皇大臣的政绩和政论，写成《涉史随笔》献给当时的宰辅团队，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此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待他身居高位，又侃侃守正，编纂《孝宗宝训》进献给继位者，希望他励精图治。
杜范评价葛洪：“志见一定，终身不为事物摇夺。”葛洪用一生遵循“义命”，生动地诠释了“匹夫不可夺志”的古训，被誉为吕祖谦在东阳的第一高足。《宋儒学案》也记载，葛洪在吕祖谦东阳门生中位列第一。
他是朱熹长子
就读丽泽时的老师
吕祖谦对葛洪的器重非同一般，“考文著书，必使侍左右”。凭着早期在友成书院打下的基础，兼以后期吕祖谦耳提面命的亲炙，葛洪德艺大进，很快就登上了丽泽书院的讲台。
丽泽书院建成于乾道初年（1165-1166）。乾道九年（1173）7月，朱熹让长子朱塾到丽泽书院就读，并为其择友，规定课程。当时，葛洪已在丽泽书院讲学，于是成了朱塾的老师。对于葛洪，朱熹已闻其名，知道他以审慎著称。朱熹专门写了《训子帖》，吩咐朱塾到婺州后，“事师如事父，凡事咨后行”。二十岁出头的葛洪，就被朱塾以事父之礼对待。
淳熙九年（1182），朱熹担任浙东常平使，到浙东视察灾情。葛洪闻讯后当即前往拜访，陈述了地方百姓之困苦以及基层奸吏之恶行，“请令置义仓，如文公法”，请求在东阳设置义仓，救济贫困百姓。经朝廷批准后，东阳有了历史上第一座义仓。
这可以算是葛洪讲学丽泽书院后，带给东阳父老的一项福祉吧！
丽泽讲学的经历，让葛洪形成了教育情结，后来他到每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教育。嘉泰三年（1203）在昌国时他重修学宫，以“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尔”之意，取名“申义堂”，并请当地著名学者楼钥和杨简题写堂名、撰写堂记。在昌国3年间，葛洪亲访名儒，增加学宫的财政拨款，一有闲暇就到学宫视察。在他倡导下，宁波地区书院兴起，学风趋盛，科举考试“升学率”大幅度提升。嘉定七年（1214）葛洪出任盱眙军太守，又重建文庙、学宫。
端平二年（1235），官居正一品的葛洪辞官回到东阳，定居城区里仁坊葛宅园。他在坊内开设义塾，延请名师教育后辈，亲自为义塾制定塾规，“一以丽泽斋规为准”。他自己也每日前往义塾教学，学生若有出色表现，他当即给予奖励。而他的心愿极为简单——如果将来发现人才，被朝廷所用，我也算是在乡野实现了报效国家的使命。
他是吕祖谦学说的忠诚捍卫者
南宋时期的学术界，流派林立，门户如云。但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发展成“百家争鸣”，而是因争端纷攘沦落为“道学之禁”。葛洪却终身不涉旁学，不拜其他名师，维护吕氏家学“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的学术特色，在利益攸关之际仍坚守师门。
1184年，葛洪参加科举考试，正值道学之禁，考官问他是否涉及“伪学”，他坦然回答自己是吕祖谦的学生，“讲闻道德性命之说”，不敢违背师训以投时所好。为了捍卫吕祖谦的学术立场，哪怕是丢掉功名葛洪也在所不惜。所幸，葛洪的坚毅笃实打动了考官，得以进士题名。
江西金溪县是心学大家陆九渊的故乡，葛洪曾任金溪县丞。他到任时，朱陆纷争处于高潮，葛洪到任后规劝双方门徒：“道一而已，何庸角立门户？”朱熹道学和陆九渊心学，其实都是一个理，何必各执门户之见呢？陆氏门人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停止了纷争。然而金溪县主簿是朱门弟子，极为排斥陆氏心学。在陆九渊为乡民诉讼时，竟然不顾事实，以学派门户之见，在判决时诋毁陆九渊，葛洪大声呵斥，颇有乃师之风——吕祖谦生前曾主持“鹅湖之会”，调停朱陆之争；葛洪则着力化解朱陆门人的争议，正是恪守了恩师“兼容并蓄”的要旨。
“宅心广大，而后能胜其任”，这是葛洪在《涉史随笔》中所提出的为臣之道，也是对吕祖谦学说“以广大为心”的另一种表述。葛洪认为，士人和臣子唯有宅心仁厚，心胸广大，兼容并蓄，即便是只有中等才能，只要使用得当，发挥优势，也就“与全才无异”。根据这一思想，他还为朝廷引荐了许多人才。
难怪，吕祖谦视葛洪为能负起吕学传承重任者：“肩斯道者，端有葛生。”
始终一节守刚肠，到底清香不负秋。终其一生，葛洪是个“直男”，不玩心机，不事权贵，“远谄躁进纯厚”。他意志坚定，对配偶、对师长、对百姓、对君主，都忠贞不贰，坦诚无欺。而他也是幸运的，在党禁阴云之下，仍能凭着才华横溢、处世端方、抱诚守真，获得君主的厚爱重视。他辞官返乡时，同僚前来送别，车子达数百辆。杜范目送他乘舟南下，禁不住泪眼婆娑，恨不能去职随他同行。在他于1237年以86岁高龄去世后，杜范更是涕泗横流，送去“执政名臣”匾额。朝廷商议葛洪的谥号，“以守礼执义曰端，荐可替否曰献，谥曰端献公”。
端献公葛洪，却在生前自称为“蟠室老人”——以一小室容纳广大之心，则室虽小，亦为广居，可容天下。至今，南京图书馆把他的《蟠室老人文集》蝴蝶装宋刻本，视为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