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觉醒，收藏东阳瓷
这些瓷器如今的主人是“东阳好人”蒋有军，他是画水镇黄田畈村永乐自然村文化管理员，也是画水镇锁文化馆的负责人，还是当地有口皆碑的文化志愿者。
早在20世纪90年代，蒋有军就涉足民间器物收藏。因地方文化情结使然，他把收藏重点放在东阳民间“零头杂碎”之上。这些器物虽然普通，但在蒋有军看来，它们都是东阳传统农耕生活的重要见证。
民间瓷器收藏，蒋有军涉足较早。“早期收藏的清代和民国瓷器虽然来自东阳民间，但它们并非东阳制造。”蒋有军为此查看资料，请教本地学者，了解到东阳虽然自唐代起就是重要的“婺州窑”瓷器产地，但在明代以后就窑址衰败，产业没落，之后大批外地瓷器进入东阳。直到清代同治末期，随着东阳瓷业在歌山镇上宅重生，这一境况才逐渐改变。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阳瓷业步入颓势，来自龙泉和景德镇的瓷器再次在东阳攻城略地。
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东阳近代瓷业历史，由此成为蒋有军的关注点。“如果能完整收藏这段时期东阳瓷业的典型产品，我的收藏事业地方特色就更鲜明，也更具有研究价值。”2014年起，蒋有军向藏友们发出了东阳近代瓷器“征集令”，搜寻遗落民间的东阳瓷。
翻开《东阳市志》，上面清晰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宅村胡兹培在村南新塘里壁烧制上宅碗。民国五年（1916），赵骥在上宅创办大生碗厂，民国十一年（1922）注册更名为大生瓷业工厂。民国二十年（1931），上宅7名村民创办兴贸瓷业工厂。民国二十三、二十四年办顺丰、裕沅瓷厂。1953年，大生瓷厂改为国营东阳瓷业工厂。1955年，瓷厂迁往罗店。1956年，兴贸、裕沅公私合营，并于1958年并入东阳瓷业工厂。1962年，罗店瓷厂和上宅瓷厂合建国营东阳瓷厂，厂址迁河头。
经过近15年的搜集，如今蒋有军已收藏了300余件东阳近代瓷器，除了常见的杯盘碗盏，还有笔筒、笔洗、花瓶、印泥盒等。“开始收藏东阳瓷时，藏友们很不理解，说这些东西又不赚钱，笑话我把垃圾当宝贝，不务正业。”蒋有军说，收藏界流行的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都以收藏名窑瓷器为重。“我告诉他们，收藏如果不能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实证，那它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钧瓷虽然珍贵，但它与东阳文化无甚关联。作为东阳民间文化爱好者，我要用收藏服务东阳地方文化建设。”藏友们深受感动，纷纷帮忙留心物色。现在，除了兴贸、顺丰两大瓷厂，其他瓷厂的瓷器蒋有军都有所收藏。
由表及里，品读东阳瓷
300余件东阳瓷，给人的印象就是“瓷实”。它们胎体厚实，釉层薄而玻化度高，端在手上沉甸甸的。“它们的造型，沿袭了宋代婺州窑的经典器型，但在装饰上形成了自身特色。”蒋有军指着一排蓝色调的瓷器，细看都有“大生厂”的标识；而几件白底彩色大写意图案的瓷器，则是罗店厂的产品；另外几件白底烤花瓷碗，一看就是国营化后的东阳瓷厂的产物。
众多藏品中，有一件直径仅寸余的圆形印泥盒盖颇为惹眼，盒盖蓝底白字，字为“辛未年大生工厂试验”，也即1931年大生瓷厂研制开发的新产品。1922年大生碗厂更名为大生瓷厂后，年产瓷碗14万只，到1927年，大生碗厂已夺取了处州碗市场，龙泉所产的瓷碗在东阳几无立锥之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生瓷厂着手研发新产品，这件印泥盖就是其从生活用品向着文房用品进军的物证。
大生瓷厂的创办人赵骥曾任东阳中学首任校长，他在创办大生碗厂后，派遣技术人员楼春辉、吴世葵到景德镇学习上釉、描花等技艺，因此所产瓷器描画水准较高。一件大生瓷厂制于壬戌年（1922）的带盖瓷罐，圈足，圆身，罐身上部与盖子用写意笔法绘着绣球花，笔触酣畅，墨色淋漓，带有浓郁的文人画风格。民生瓷厂的一件青花笔筒，也沿袭了这种风格，水草丛中两条“翘嘴”眼睛有神，尾鳍高翘，躯干肥硕，笔触豪放有力，颇有元代赖庵《藻鱼图》的意味。罗店瓷厂所产的一只荷花笔筒，上有落款“吴为民作”，其上的荷叶造型更似芋叶，花朵却呈浅棕色，又用青色表现池水和芦苇，用色大胆不拘，树叶穿插交错，构图不俗，动感强烈，让人脑际闪过“逸笔草草”的评语。
“从这些瓷器上描绘的图案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东阳瓷业在机械化生产之前，瓷工的描画题材是自由开放的，所受限制较少，从而激发出他们强劲的创造力，令画面生机勃勃。”蒋有军认为，这样的写意功力，完全是在当时生产条件下，瓷工追求效益和审美统一而达到的一种创作高度，可谓神来之笔。
1955年，国营东阳瓷厂从上宅迁到罗店，聘请广东技师生产烤花瓷碗。之后，在瓷器上印花并入炉烧烤的烤花工艺盛行，统一印刷的贴花逐渐取代了纯手工描画，东阳民间用瓷也趋于白、薄、轻，先前神采飞扬的韵味，越来越难以遇见。
瓷伴一生，难忘东阳瓷
从日用品到收藏品，蒋有军所收藏的近代东阳瓷，其“身份”转换时间长不过百年、短不过几载，却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
东阳历史上并没有瓷土，即使是在瓷业生产巅峰时期的唐宋，东阳所产的瓷器也是以本地所产黄色黏土为坯，外涂一层白色瓷土，再上釉烧造。近代东阳瓷之所以能重燃窑火，也是因为上宅胡兹培在富阳放牛时，发现当地的一种白色土壤适合做瓷，从而为近代东阳瓷找到了重生的材料。因此，近代东阳瓷于清代同治年间面市时，被农户视为重要的家庭财产，经常会在瓷器上刻字，俗称“号字”。蒋有军所收藏的一只上宅出品的瓷盘，盘内就刻着主人的名字“财”，这也催生了东阳民间一种行业——号碗匠。旧时在瓷器上号字，刻完字后常用墨汁擦涂。但是富裕人家在嫁女儿时，会用金粉给陪嫁的全套瓷器涂字，以示喜庆。
因为一般人家所置瓷器碗盏数量有限，举办红白宴席时，需要租借碗盏，因此过去东阳农村有许多“租碗专业户”。蒋有军拿出一个“角三碗”，这种粗瓷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是流行。白底子上绘着蓝色“红宝书”图案，写着毛主席语录，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所谓“角三碗”就是价格为一角三分钱的碗，它是蒋有军在画水镇泉村一个租碗专业户家中找到的。当时主人已停业十来年，得知他想收藏，爽快地把他带到屋内，指着满地的瓷碗瓷盘让他“随便拿”。
定制瓷器，也是近代东阳瓷业的一项“新兴业务”。大生瓷厂所产的一件青花瓷盘，口沿上用青色釉书写着“李仲常办”。而民生瓷厂所制的青花笔筒，上面有“马宅镇校”四字，则说明它是当时马宅镇校的定制产品。“我小时候，黄田畈饭店、黄田畈小学等单位，都有专门定制的瓷碗盏，可见那个时候定制瓷器是件很普通的事情。”蒋有军感慨，如今定制瓷器反而成了小众化、高端化、个性化的行为，需要大批量使用碗盏的场合，都盛行租借或者干脆使用一次性产品，很难谈得上是种进步。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生活中就离不开瓷器，与瓷相伴一生，也是中国人的生活特色之一。”蒋有军说，东阳瓷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甚至世间已无东阳瓷这一产业，因此这些藏品就愈发珍贵。他将择期在画水镇锁文化馆内，举办近代东阳瓷文化展，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