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浙学之源的婺学，历史上“三足鼎立”。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言：“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此处即介绍了婺学的三家构成：吕祖谦和吕祖俭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说、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对于吕氏兄弟以及来自邻县永康的陈亮，东阳人多有耳闻；但对于同样是金华人的唐仲友，绝大多数人颇感陌生。事实上，唐仲友的学术成就及声誉，与吕氏兄弟并驾齐驱。只是，这位学者过于高冷，“素孤僻”，又因在学术上与朱熹屡有分歧，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南宋乾、淳后期，“浙东学者绝口不提”，几乎把他屏蔽于朋友圈之外。
大度包容的东阳人，却给了唐仲友高等级的礼遇——南宋淳熙元年（1174），吴文炳（1134-1197）在仁寿乡南田（现南马镇下安恬村）创办安田义塾，邀请唐仲友主师席。
吴文炳建“最美”义塾
吴文炳，字元质，号观麓，南宋东阳仁寿乡马择桥头人，曾官授主簿。民国《浙江通志稿》称“其家以赀雄于东阳，与郭氏埒”，其家资富有可与郭宅长衢郭氏比肩。吴文炳见到郭氏建造石洞、西园、南湖等书院，于是也在居所东面的磁窑溪之南建造安田义塾，供宗族乡党子弟和四方俊彦就读，礼聘四方名士任教。
安田义塾首任山长为徐畸（1127-1210），字南夫，又字叔范，兰溪香溪人，而磁窑溪此前也称香溪。徐畸跟随著名理学家朱震修习《易》，得其旨要，学成后在家乡隐居教授子弟。乾道年间（1165-1173），朝廷举贤良方正，征召徐畸入朝，他婉言谢绝：“以经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他觉得只要自己所教的学生能通过科举考试而为朝廷所用，也就和自己出仕为官没什么两样。
由于徐畸学问优长，品行端方，到安田义塾任教后，义塾声名远播，“一时耆英多往来其间”，就连在民间奉为神明的“济公”也和他交往甚深，在此时来到东阳，化募六十余万文钱，于淳熙九年（1182）到淳熙十二年（1185）重建横店禹山大智寺，令这座毁于北宋宣和末年兵燹的古刹“灿然有可观”，徐畸还为此撰写了《重游禹山会大智院新修记》。
吴文炳待己素来节俭，在建造义塾一事上却“挥金如土”。徐畸在《安田义塾记》中评价其建造义塾用心其深，“其事可书而不胜书也”“用材鸠工，百役所须，历时几何，为钱若干，虽累万计，不论可也”，吴文炳为建义塾到底投入多少钱，已无法精确计算。
东阳人把建房子视为最大的“面子工程”，吴文炳也不例外。在他精心营造下，安田义塾“燕休有亭，宾射有圃，疏涤有池；而楼以藏书，庾以储粟，列于左右前后；而莳果毓蔬，大抵日用所须而具焉”。在这座“民办学校”内，亭阁、射圃、泉池、藏书楼、粮仓莫不具备，每日所食的水果和蔬菜，都能按需供给，确保师生安心无虞。
徐畸对安田义塾的环境，更是不吝赞词：“诸峰闯于大门为奇秀，而松篁参错，环其三面。其幽靓敞闲以宠丽，乃群居聚首，游藏修息为宜，则虽郡以十数，邑以百数，所谓家塾者莫尚焉。”义塾开门见山、松竹环绕，屋舍清幽洁美、高大宽敞，在十数个郡上百个县即如今一个省的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的——妥妥的全省“最美”义塾！
如今，南马镇下安恬村已修缮了小宗祠，设立了“磁窑古塾”景点，作为这座“最美”义塾的存记。
唐仲友“屈尊”当塾师
徐畸之后，安田义塾由唐仲友执掌师席。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号说斋，世称说斋先生，出生于金华名门望族唐家。绍兴二十四年（1154），刚满18周岁的唐仲友考中进士，少年得志。7年后复中博学宏词科，牛气冲天——金华府内考中两科，而且后者是博学宏词科的只有2人，另外一人是吕祖谦。唐仲友先后任建康府通判、信州和台州知府，颇有政声。
全祖望在《唐说斋文钞序》中提到：“唐台州说斋以经术史学负重名，于乾、淳间，自为朱子所纠，互相奏论，其力卒不胜朱子，而遂为世所訾。方乾、淳之学初起，说斋典《礼经》制本，与东莱、止斋齐名。”唐仲友首创“经制之学”，即据经史以明制度，以古察今，经世致用。南宋乾、淳初年，唐仲友典《礼经》制本，与吕祖谦、陈傅良齐名。他提倡脚踏实地，注重现实功效，反对空谈讲论，在学术思想上与陈亮、叶适最为同调，与吕祖谦、陈亮同为婺学的创始人。
但是唐仲友几乎不与当时学人交往，“与东莱、同甫绝不过从，其简傲或有之”，与“艮斋、止斋、水心诸集考之，皆无往复文字”，不仅不与永嘉学派诸子来往，就连同城同郡、学术上同调的吕祖谦、陈亮等也几乎不交往，更与朱熹势如水火。天性廉直的他处世说话都很耿直，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难免给人恃才傲物的印象。因此，屡因出言不慎而屡受攻击。最为典型的就是淳熙九年1182年，48岁的唐仲友担任台州知府已是第三年。他在台州任上，兴修学宫，建中津桥，赈济饥民，兴利除弊，颇有政声。这一年，朝廷升任其为江西提点刑狱，但尚未赴任就被人毁谤，时任浙东常平使的朱熹借机上书弹劾，唐仲友改任主管武夷山冲道观。受此困厄的他干脆在武夷山开席授徒，四方学者纷纷投其门下。
返乡后，唐仲友致力于经史百家，专心讲学育人，并到东阳安田义塾任教。曾经的“府太爷”降尊纡贵担任塾师，放在今天也是件轰动新闻。何况唐仲友到安田义塾时，还带来了大批优质生源，民国《浙江通志稿》载，唐仲友主安田义塾时“携弟子百余人以至，远近惊愕”。
育高足义塾垂方志
唐仲友在安田义塾任教时长，史料并无确切记载。根据《宋元学案》《道光东阳县志》等记载，他在安田义塾期间，主要弟子有傅寅和吴葵、王奕。
傅寅（1148-1215），字同叔，史称杏溪先生，原籍义乌佛堂。《宋元学案》之《说斋学案》载：“说斋唐先生，讲学于东阳吴葵之家，先生之中表，因从之质疑问难，皆有援据可反复。”被唐仲友视为知音，称其为“益友”。吴葵就是吴文炳的长子。吴文炳娶义乌双林寺前傅氏为妻，因此傅寅是吴家姻亲。民国《浙江通志稿》载，“仲友高弟傅寅，葵之外弟也”，即吴葵与傅寅是表兄弟关系。
傅寅传承了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并注重践履。他曾推究《周礼》的“九等授田”之法，从《周礼》中参验社会治理的成败兴衰之故。而《周礼》正是唐仲友建立经制之学的核心依据，他的代表作《帝王经世图谱》的框架就依照《周礼》而设。唐仲友指出，如果只从礼制仪度的层次理解《周礼》，并不能认识到它的经典意义，只有“因《周官》之制度文为悟《易》之道德性命”，才能把握儒家的“大经大法”，求得治理之道即“以仁义治天下，礼为之节文”的真正旨意。傅寅深刻领悟了唐仲友“以经制论事功”的学术思想。他还精通天文地理，写成《禹贡说断》，被吕祖俭称为“集先儒之大成”，并邀其到丽泽书院讲学。
吴文炳创建义塾，最初是为教育8个儿子。其长子吴葵，先后跟从徐畸、唐仲友学习，俦经汇史，但他偏好游学，常借门前南江水利之便，“短棹独往，一览数州”。叶适在江淮一带为官期间，他动辄泛舟前往，“水心为之饭，问其所为，笑而不答”，叶适在席间问他前来所为何事，他也是笑而不答，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意趣。他与表弟傅寅相交尤厚，敬重其学问风骨，“忘年事之如师”，对待傅寅如师。“寅家贫，葵多出资用，纪理其家，相与终身，不失尺寸”。因为傅寅家境贫困，吴葵就经常为其补贴家用，后来又为傅寅买田筑室，傅寅遂定居东阳画水泉村。淳熙年间，东阳遭遇大荒，吴葵捐资救济灾民，安恬周边方圆数十里，“皆其养生而送死也”。他在通山县主簿以及湖北大冶知县任上，都以德导民，化解民怨，颇有政声。去世后，叶适为他撰写墓志。
另有王奕，字宗甫，《道光东阳县志》载其“明敏好学，能文章，工诗赋。数从陈同甫、唐仲友等游”。他的诗作具有晚唐风格，一唱三叹，当时的读者皆不能理解。东阳籍宰相乔行简见到他的《抚孤松》一诗，“吟赏不置”，大为推崇，当时的名人于是纷纷与其交往。
在安田义塾期间，唐仲友还曾前往石洞书院，留有《石洞》一诗：“流泉在石上，细路在石下。石宇闭复开，竹树邃而雅。我来不值桂壑风，月寒病骨艰迎逢。野田午后爱日烘，杖藜扶去穿谾 。霜清水落石正瘦，落叶拥径行龙钟。决流作瀑飞短虹，小阁踞坐尘虑空。萧然一笑出山去，回首峻壁纷青红。”
在南宋群星璀璨的学术圈里，唐仲友甘愿做个独来独往的幽人。表面“高冷”的他其实有颗柔软的心，一生视民如伤。他在离开台州前，专门拨款给当地百姓修建桐山桥，1185年此桥又被损害，台州百姓找到唐仲友求助，他捐款二十七万文，占据了修桥资金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他官职最高时8个月的工资收入。而他去世时，家中贫困到居然无钱为他购买墓地。他一生著书800多卷，与吕祖谦等量齐观，但所遗不过十余卷。面对朱熹的排挤，面对同侪的冷落，唐仲友不愿“月寒病骨艰迎逢”，而是选择了“萧然一笑出山去”。所幸，茕茕孑立的他，在安田义塾拥有了一席之地，感受到了苍凉人世的一抹温暖。这份礼遇，让学人看到了东阳大气包容的人文精神、兼容开放的办学方针，造就了东阳书院学派丛生的精彩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