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史文天祥，东阳题匾文昌楼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最为脍炙人口的金句，他也因这首气势磅礴、情调高亢的《过零丁洋》而被称为“诗史”。鲜为人知的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丹心、金句的文天祥，还为东阳一座民间建筑留下墨宝及佳作。

　　虎鹿永宁孙氏家谱记载：“寓贤录。孙石台扬所著，其云：端献沈公焕、白石钱公文子，宋名儒也，继主师席。而文公天祥亦尝过门题匾，鸿名大节照耀今古。”孙扬（1486-1546），号石台，虎鹿东山人，为家谱著有《寓贤录》，记录了曾在虎鹿永宁孙氏地界短暂居住的先贤，其中就有文天祥。文天祥还为村里的一处建筑题写了匾额。孙宁对此信誓旦旦，“无假于余之录”，即他记录的这段往事绝对真实。

　　永宁孙氏家谱中记载的文天祥为文昌楼题匾并作记之事。

　　这座楼就是文昌楼。从孙扬所录内容，还可以看出永宁孙氏早前曾有家塾，沈焕、钱文子等理学名儒曾在此讲学课徒。

　　棠棣情深，联办家塾

　　永宁孙氏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从富春一带迁至虎鹿东山（今孙宅）。书院由永宁孙氏七世孙邦材（1112-1190）初创。北宋宣和五年（1123），孙邦材之父孙琛因为剿匪而牺牲。孙邦材的兄长孙邦实不甘贼寇逍遥法外，亲自赴京城向朝廷请兵，派出杨、胡二太尉带兵讨贼成功，为家族博得了“忠孝世家”的美誉，朝廷还追赠孙琛谥号“成忠”。孙邦实则被封为“忠孝进义校尉”，因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二，又称为“二校尉”。

　　荡平了贼寇、追封了父亲，兄弟俩都想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偌大的家族却无人在朝廷为官，实在难有安全感，教育族中子弟攻举子业之事迫在眉睫。两人一合计，决定创办家塾，并由孙邦材负责此事。谱载孙邦材“与长兄二校尉齐心协力，教子业儒，建立家塾，延聘永嘉白石钱公文子及四明端献沈公焕继主师席，自是家学日盛。”

　　孙氏家塾始办于何时？家谱没有记载，但可通过家谱中的信息推测：1123年，孙琛去世时，孙邦材仅11岁，孙邦实的次子孙镒出生刚一年。孙镒成年后“登乡荐，免解进士”，即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不经州试就直接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得中进士，可见学识过人。以孙镒入塾年龄8岁推测，孙氏家塾初创时间大约在1130年，此时孙邦材18岁，正可挑起家塾管理重任。

　　永宁孙氏家谱所载孙邦材与兄长创办家塾（虎峰书院）之事。

　　如此而言，那么孙氏家塾的创建时间早于郭宅石洞等书院，是南宋时期东阳境内首批书院。市政协文史委编纂的《东阳书院》一书执行主编华柯介绍，孙氏初到永宁乡时定居于虎鹿镇孙宅村，村庄地处虎峰山脚；山上有座唐代咸通二年（1861）时建造的禅院资福寺，北宋宣和年间毁于火灾，孙邦实倡议并率族人重建，孙氏家塾后来搬入寺内，因此家塾又名虎峰书院。

　　忘年之友，倾盖之交

　　继孙镒之后，孙邦材的幼子孙礿于淳熙十四年（1187）考中进士，他从正九品的太学正之职起步，一路升迁至兵部郎官。他一生以“真实心地、径简法门”作为座右铭，深刻影响了儿子孙德之。孙德之就是文天祥的朋友，他在辞官回乡后建起文昌楼，教育族中子弟；又建太白山斋作为自己读书之处。

　　孙德之（1191-1274），字道子，号太白山人。家谱记载，孙德之未到弱冠之年就入太学读书。在此之前，他在家中的听泉楼读书，曾作《听泉楼记》。这座楼由孙礿所建，“侯府君尝筑楼溪上，俾吾读书”，显然听泉楼是孙礿专门为孙德之读书而建。

　　孙德之博闻强记，嘉熙二年（1238）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秘书监丞，因此时人又称其为“秘书公”。他文辞过人，曾被同仁誉为“文场元帅”。朝廷授予孙德之大中大夫之职时，即下旨勉励他“永念文场之元帅，勿作皇家之末班”；后加封其为朝议大夫、东阳公、赐紫金鱼袋时，又在圣旨中褒扬其“学有渊源，文益深邃，才冠儒林，才彻今古”。孙扬曾在明代正德年间，专门到兰溪访章懋，得以一睹孙德之的遗稿，“啧啧称羡无已”，至此终于相信“文公天祥当时亦相与往来，过门题匾”的事情并非传说。

　　文天祥小孙德之45岁，差不多隔着两辈。他对孙德之的倾慕是发自内心的，既有文学造诣上的惺惺相惜，更有抗金主张上的志同道合。但文天祥在21岁就中状元，笔下功夫自然不会弱于47岁方中进士的孙德之，所以两人的倾盖之交，更多建立于对国事的认同上。

　　永宁孙氏家谱中的孙德之世传。

　　在这个一致抗金的团体里，还有位理学大师真德秀。南宋末年，蒙古屡屡进犯金朝政权，金人不得不向宋室求助。真德秀大力主张与蒙古结盟，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最终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端平二年（1235），孙德之编撰的家谱即将付梓，时任参知政事的真德秀应邀撰写了《永宁孙氏家乘序》。在此序中，真德秀评价孙德之不仅政绩赫赫可观，而且直接以学问思想影响君主治国理政，“公直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在秘阁中每每披折圣经，传之奥旨，启进经筵，以至论时政陈治道，俱求不负乎君。”

　　明代学者薛应旗曾言：“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可见在时人和后人眼中，真德秀、文天祥属于同一类型的文人。两人在理学传承与对金态度上，与孙德之都有交集。

　　斯楼斯文，流芳千年

　　宝祐年间，内侍董宋臣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并与时任宰相的贾似道勾结，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孙德之深恶痛绝，时不时与文天祥一诉衷肠。宝祐七年（1259），文天祥上书朝廷，乞斩董宋臣，因贾似道干涉而没有成功并遭贬斥。孙德之不愿与奸臣恶吏同朝为伍，请辞归隐林泉。被奸臣排挤的文天祥数次到孙宅拜访，留下诸多墨宝，还为孙氏先祖画像写过像跋。

　　永宁孙氏家谱里收录的文天祥所作《文昌楼记》。

　　永宁孙氏家谱中记有《文昌高阁》：“秘书府君率昆从于祠堂之侧建楼一座（其址在今孙宅村内自来水塔的西边），祀梓橦神及先贤许氏二孝文，文山先生天祥书其匾曰文昌楼，复为之记。”宋咸淳四年（1268），孙氏家塾或久已不存，孙德之率领族中兄弟在祠堂边上建文昌楼，供奉文昌帝君以及当地西晋时的“许孝子”许孜，作为教育族中子弟的场所。文天祥为之题写匾额“文昌楼”，又作《文昌楼记》。

　　文昌楼旧址位于孙宅村内自来水塔西侧。 摄影记者 胡扬辉

　　在此记中，文天祥直申教育旨要：“故文昌而天下治，文衰则国家危。秦皇焚书坑儒而身死人手，汉高祀尼父以培道脉而国运长，隋室罢遣生徒而国因以丧，唐增学校而国随以兴。”以四大朝代对教育的态度阐明教育对国运的直接影响，也间接指明了文昌楼的教化功能。“今有嘉夫孙道子，入其书阁，见其立言，真实奥妙之论，后学推文场元帅宜矣。又复谈经讲义以授子姓及四方来学之士。噫，盛矣哉，犹未也！”此语则可证明孙德之确实在此楼教授族中子弟以及前来求学的外地学子。

　　但文天祥最为赞赏的还是孙德之的“节义”。在《文昌楼记》中，文天祥提出：“有文章而无节义，则虽口吐珠玑笔胜锦绣，尽是虚文，曷足以传世哉？”孙德之的文章诚如文天祥所言，既有珠玑锦绣，又有道德节义，这在他的《听泉楼记》里就可以得证。文天祥盛赞孙德之：“避权奸，归林壑，游心简编，其节义之征与？”认为他不愿在朝堂上同流合污，回乡著书育人，正是坚守节义的表现。他还道出了孙德之建文昌楼的真正目的，“设不幸而世道晦暝，所以扶社稷之将倾，辟乾坤之再造，当于此乎求之”——孙德之这是在为国育才、为民蓄才。“状君之文学也，望后人以文章高天下，因书楼而广其说；状君之节义也，望后人以忠烈振天下，因并及之。”这才是孙德之的教育宗旨及对后学的理想人设：融锦绣文章与高风亮节于一体。

　　在《文昌楼记》问世后的第七个年头，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南侵，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义军奋勇抵抗，3年后被俘，于1283年从容赴死，以身殉节。

　　这对忘年交逝后数年，孙氏祠堂及文昌楼年久倾圮，所幸文天祥所题匾额以及名人贤士为文昌楼所作的题咏诗歌犹存。明代成化乙未年（1475），孙氏族人重建祠堂与文昌楼，“极其高敞”，但即将竣工时，毁于大风。从此，斯楼不复再见，唯余佳构《文昌楼记》传诵至今！

一审：董之震

二审：黄祥

终审：史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