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软花虚 织造宋时曼妙梦境

　　“我是曾装饰过你一夏季的罗衫，如今柔柔地折叠着，和着幽怨。襟上留着你嬉游时双桨打起的荷香，袖间是你欢乐时的眼泪，慵困时的口脂，还有一枝月下锦葵花的影子，是在你合影时偷偷映到胸前的……”

　　藏于东阳博物馆的宋代罗衫残件。

　　在诗人何其芳笔下，这是一袭充满对逝去爱情回忆的罗衫。在东阳博物馆里，也有一袭宋代罗衫的残件，它于2000年出土于南马镇南新村南田附近丁山（谐音）上的一座古墓，墓主生活年代下限为南宋嘉定年间。这袭整体褐色的女式罗衫，埋于地下虽然近千年，却依然闪耀着丝绸特有的光泽，斜线状的暗花纹随光线变幻，犹如一池秋水，其纹理接近当代的斜纹绸，显示着当时高超的织造技术。

　　择茧缫丝清水煮，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线软花虚不胜物。种桑养蚕，缫丝织布，在东阳先民生活中是与粮食生产一样重要的基本农业活动。宋代的江南是中国织造业的中心，也是世界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在宋代江南的丝绸织造版图上，东阳的地位不可或缺。东阳人织出的一匹匹丝绸，连缀起这个时代特有的曼妙风情。

　　湖州蚕神“马鸣王”，竟是东阳金仙女

　　丝绸的起源据说与嫘祖发现蚕桑有关，因此嫘祖又被尊为“初代”蚕神。在中国最早织造丝绸的四川盆地，又尊奉裹马皮而化为蚕身的少女“马头娘”为蚕神。因为“马头娘”的传说融合了中国人最崇尚的孝道伦理，因此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这个传说遍及全国各地，并吸收各地的特色文化，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版本。无论版本内容如何迥异，蚕神到后来基本上被本地神祇代入而实现了“在地化”，随之也产生了马明王、马鸣王等不同的蚕神称谓。

　　在浙江“丝绸之府”湖州，至今流传着《马鸣王赞》。这首被收入《中国丝绸文化》一书的歌谣提到：“蚕宝马鸣王正君，蚕王天子圣天帝……看蚕娘子不知蚕宝何处寻，蚕身出在婺州城。家住婺州东阳县，小孤村上有个刘氏女，每逢初一半月去斋僧。”歌词清晰说明，湖州地区的马鸣王，其蚕身来自东阳。东阳有个“小孤村”，村里有个刘氏妇人，她生有3个女儿，个个美貌超群。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就完婚，唯有三女儿金仙女未曾嫁人，聪明伶俐赛观音。没想到年方18岁的金仙女一日忽然染病不起，多方医治却药石无效，去世后刘氏将其殓葬在家中花园的桑树下。随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金仙女化身为蚕，以桑叶为食，后在桑树上吐丝结茧，人们见了都前来采茧。用这些茧缫丝织布做成衣服，夏天清凉冬天温暖。人们感念金仙女的功德，每年清明都拜谢她，把她奉为马鸣王。

　　既然湖州的蚕神来自东阳，那么东阳的丝织业出现时间不会晚于湖州，而且传唱到湖州时，东阳的丝织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工艺流程。唱词中就提到当时的缫丝技术：“做丝需用拔温汤，做得细丝千万两，至今留下传万村。”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缫丝需要用热水，水温要控制到位。而且当时蚕桑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缫丝还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匠作，唱词中就提到“摘茧公公多欢心，请得巧匠就把丝来做”。

　　如果细究马鸣王的前身金仙女，会发现金姓最早出自黄帝之子少昊。少昊统治天下后以金属为标志，称为金天氏，后被简化成金氏。少昊的母亲就是中国最早的蚕神嫘祖，显然，金仙女在这里就是嫘祖的化身。而金仙女的母亲刘氏也大有来头，因为历史上有个神奇的刘金氏。据《后汉书》记载，王莽篡位，刘秀为避谣谶改姓金以避祸；《吴越备史》也有记载，吴越国境内为避吴越王钱镠名讳，改刘姓为金。这个蚕神的传说，隐含着刘姓改金姓的历史。

　　也许，最初携带蚕种和丝织技术到湖州的是东阳人，一同带去的还有东阳蚕神金仙女的传说。

　　孤城万室鸣机杼，东紬精美赋税重

　　程棨临摹的楼璹《耕织图》局部。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记载:“吴既灭越，栖勾践于会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最晚在战国时期，东阳人已开始从事蚕桑业。宋代，东阳已成为江南丝绸织造业的重点。宋景祐元年，辽东人祝熙载出任东阳主簿，在江苏吴江附近乘船南下赴任，朋友欧阳修作诗《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提到东阳县城当时因为秋汛被洪水包围，家家户户却仍为完成赋税而连夜织布，“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以此寄望祝熙载到任后能够悯农恤民。约在百年后，福建人刘子翚路过东阳，家家户户织机鸣噪的情景也触动了他的诗思，遂写下《过东阳》一诗，起句就是“小箔鸣机几万家，时清犹想旧繁华”，箔即是旧时用竹子编成用于养蚕的蚕帘。几万家养蚕织布，那场面该是多么繁盛！

　　台湾稻禾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提到，宋代婺州出产婺罗、清水罗、细花罗、暗花婺罗、红边贡罗、东阳花罗。东阳花罗已是重要的交易商品。事实上，东阳所产的丝绸制品并非仅有花罗，《康熙东阳新志》中提到东阳丝绸“紬（绸）”：“丝织名净紬，在他处谓之东紬。织花者亦名花紬，绵丝织者为绵紬。皆坚厚，清水耐用。罗、绢之类亦如之。俗多尚虚名而遗实用，好远物而忘近取，亦足叹也。”可见东阳丝绸产品非常丰富，没有花色的素丝制品被称为东绸，有花色的称为花绸，包括花罗。罗与绢是宋代重要的夏税内容，《康熙东阳新志》记载：“宋为税粮，诸志所载不同。按各邑志及《府志》，惟《成化志》较合。夏税紬三千三百三十七匹七尺五寸三分；绢五千六百六十匹三丈五尺四寸八分。”从《成化志》所载的宋代夏税情况看，东阳每年要缴纳紬与绢近9000匹。

　　宋代东阳仅在宝祐年间编有县志，因此这项夏税应为宝祐年间的记载。而在宋人王明清所著的《挥塵后录余话》中提到，南宋初期，宋高宗在接到婺州知府请求减少贡罗数量的劄子时，不胜感慨道：“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为永法。”经此减税，婺州每年上供罗的数量为三万多匹。在此背景下，东阳依然要缴纳大量丝绸制品。在正税中减少的部分，被转移到杂赋上且数量更甚。《康熙东阳新志》提到：“宋制，于春夏之交，官给本钱与民，至秋而责其紬、绢等物之输，谓之和预买。”因为宋王室收到的正赋不足以满足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岁币需求，所以才出此“和预买”的计策。“南渡后，上户输绢，下户折钱，价轻折重，而民益困。计凡紬七千六百七十匹二丈，绢五千四百三十一匹，绵八百两。”宋室南渡后，东阳以杂赋名义所缴纳的丝绸制品，反而超出夏税三成！

　　东阳楼氏倡耕织，先人曾绘《耕织图》

　　为了完成繁重的丝绸之税，东阳人在园圃及隙地皆种桑树。东阳的桑树品种比浙西大一二倍，比湖州一带桑树则颇小，属于荆桑。荆桑饲蚕，所吐的蚕丝特别坚韧。因为养蚕数量巨大，春天桑叶初发，供应不足，东阳人就将头年秋冬之交采摘的未冻干桑叶，舂成粉末撒于新叶之上饲养大蚕。有此救荒之法，兼以东阳“邑虽僻在山陬，而妇女颇勤于蚕”，因此东阳的丝绸质量上佳，“丝绵坚韧，特胜他处”。

　　南宋时期东阳丝织业的发展，与宋室南渡后朝廷倡导农业生产不无关系。明代宋濂曾言：“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为此，朝廷还在全国推广於潜令楼璹所绘的《耕织图》。其实，楼璹绘此图，更多是出自悯农情怀。他的侄子楼钥在《耕织图》题跋中写道：“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楼璹在担任婺州幕府期间，得知“州岁贡素罗数颇多，民不能输”时，他就积极向上级申请以减轻民众负担，此即《挥塵后录余话》所记之事。

　　楼钥（1137-1213），字大防，号攻媿主人，宁波鄞州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进位参知政事。他从小就由父母教育所知宁波楼氏源于东阳楼氏，因此屡屡撰文提及此事：“四明之楼，实出于东阳，不知所迁。”乾道五年（1169），楼钥担任宋朝祝贺金国翌年元旦之庆的贺正使书状官，从温州教谕任上赴京城临安，首次途经东阳，在《北行日记》里记录了东阳风光。庆元元年（1195），楼钥告老还乡，受时任东阳县尉的宁波籍进士姚师虎之邀，来到东阳寻根访祖，在乘船游览东阳江时，行经歌山镇楼西宅村附近，为当地凤凰山的风景所吸引，于是让长子楼淳迁居此地。《凤山楼氏宗谱》记载，楼淳于“嘉定十七年（1224）知江阴军事，以柄臣当国，亟弃去，隐东阳之清明山，即今凤山也”。《耕织图》母图作者的后人，在这方蚕桑业盛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枝散叶，蔚为大族。

　　也许，《耕织图》的蚕事主题画面，就以婺州蚕桑生产活动为原型。那袭飘逸轻柔的罗衫，承载着深闺女性的旖旎梦境，更承载着泽被生民的宏大愿景。

一审：董之震

二审：黄祥

终审：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