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沧桑古窑 品风雅宋韵 市政协文史资料《东阳窑》《宋韵东阳》面世

东阳的古窑址可上溯至何时？东阳的“含宋量”其成色又如何？

在2023癸卯“双春年”到来之际，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文史资料专辑《东阳窑》《宋韵东阳》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再度迎来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双春年”。

“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用高水准的选题、高质量的文稿、高效率的编纂，呈献了两本文史专辑，再度实现了地方文史工作的创新突破，保证了东阳文史工作在金华乃至全省持续领先。”市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东阳窑》《宋韵东阳》两书的主编胡心用“跑出新的加速度”来形容这项工作成果，“得益于市政协领导班子对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的精准把握，得益于市政协文史委成员们对选题的集思广益，也得益于社会各界包括市博物馆、市文保所等单位对编纂工作的高效协同，使得这项工作跑出了新的加速度。”

运用陶片垒墙的东阳民居

两书一年得，文史肩大任。两本专辑的面世，展示了东阳打造新时代强市名城的文化底蕴，回应了东阳实现共同富裕先行的文化关切。

两本文史资料专辑的选题，可谓“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接天线”者是指顺应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而编纂的《宋韵东阳》。

为加快推进“文化浙江”建设、打造浙江文化高地，2021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展现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而在东阳发展历程中，宋代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后迎来的繁花似锦、流光溢彩，是山川秀美、城邑富裕的“壮县”黄金期，是书院林立、鸿儒往来的人文兴盛期，是百工竞技、巧作频现的手工业活跃期。尤其是宋室南渡，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与东阳本土特色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了独具东阳特色的宋韵文化气象，奠定了东阳人文精神、产业结构、社会治理的全新格局，其余绪深刻影响了东阳后世的历史进程。因此，编纂《宋韵东阳》是2022年浙江地方文史工作的“必选项”。

“从年初的选题情况看，当时省内除了杭州市，其他地方都少有宋韵文化主题的文史资料专辑。”胡心介绍，“可以说，在浙江各县市中，我们的选题先人一步对接上了省委文化工作，显示了较强的政治敏感性。”

“接地气”者则指为反映东阳特色窑文化而编纂的《东阳窑》。

明代青花双马麒麟纹瓷盖罐

东阳窑文化历史悠久，其遗址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的老鹰山“上山文化”遗址；至唐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瓷工艺，在五代和北宋时期步上了制瓷业的巅峰，成为婺州窑体系的典范，催生了以歌山窑、葛府窑为代表的窑址群落。早在2019年市两会上，就有多位政协委员建议恢复并弘扬东阳窑文化，婺州窑烧制技艺传承人、原东阳瓷厂最后一代瓷工徐旭红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复兴东阳窑文化而奔走吁请。

歌山窑出土的宋代菊瓣纹瓷盒

经徐旭红介绍，胡心认识了一生以研究东阳窑为学术责任的乡贤赵一新，从中了解到东阳窑的来龙去脉，被其内蕴丰赡、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征所打动，并将编纂《东阳窑》列入了2022年政协文史工作重点任务。

 春秋原始瓷刻纹把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项工作齐头并进，终于迎来花枝春满。

对于《宋韵东阳》编纂工作而言，无数遥远的宋代史迹已不复可闻，但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和通讯员们发扬了“上天入地”的精神，或登东白山巅，寻找宋代东阳茶业的根脉；或涉南江谷底，搜索宋代东阳诗文的遗韵；或在故纸堆里爬梳剔抉，解析宋韵东阳的蛛丝马迹；或在乡野间穷搜博采，打捞东阳宋韵的沧海遗珠。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发现的惊喜，也有纠谬的快乐。

政协文史研究员华柯深耕东阳传统文化，广泛涉猎，承担了包括东阳诗文、特产以及匠艺、望族等多篇文稿的采写工作。宋代东阳诗文一直以来仅有部分辑录而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华柯在数年前即以东阳古道为脉络，留心行经东阳的宋代诗人及其所题留诗文，借此次机会而作了较为完整的初步研究，并特别留意到宋代江西吉州籍诗人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于庆元五年（1199）夏到东阳看望朋友许从道，在逗留东阳至少3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了50多首诗作，成为留寓东阳赋诗最多的诗家。为此，华柯根据刘过的诗文，逐一走访了其当年在东阳的留履之处，细心梳理其与东阳文人的交往心迹，一篇《龙洲过东阳，诗文留锦绣》，让今人清晰了解到这段风雅往事。而对于宋代东阳文坛中最脍炙人口的苏轼与水乐亭佳话，有人认为苏轼所作《水乐亭诗》含咏讥时任东阳令王概之意，华柯却从诗中典故发生的时代背景入手予以解析，阐明苏轼其实是借此诗感叹朝廷一味图水利而无远忧，借前朝遗事写当代乱政，赞赏王概在东阳兴办教育、推行礼乐治理的政绩。随后他笔触轻转，带出了苏轼与东阳籍文人滕元发交往之事，这位北宋“国民男神”对滕元发一见倾心，为其留下了68封书简，让人窥见彼时东阳文人的独特人格魅力。政协文史研究员吴立梅利用参与二轮修志的便利，梳理出了一位被“遗忘”的东阳先贤徐次铎（1164-1223，原字仲友、后字文伯），披露了其在会稽尉任上治理鉴湖的政绩，更介绍了他为新旧《唐书》纠释辨谬并作《徐氏〈唐书〉》共210卷的佳话，令人对这位著作等身却被“埋没”的先贤肃然起敬。

如果说《宋韵东阳》的编纂更注重向内追寻式的史料求证，《东阳窑》的成书过程更像一次“大地上的行吟”。早在2019年，市政协文史委就专门组织人员赴慈溪、上虞等地考察学习，召集原东阳瓷厂干部职工召开座谈会；确定《东阳窑》编纂计划后，又安排文史研究员前往歌山、南马、巍山、虎鹿等古窑址集中地区探访，市政协主席方宪文亲赴窑址考察并对编纂工作作出指示。年已七旬的赵一新不顾暑热坚持前往，现场讲解当年他参与发掘古窑址的过程，介绍各窑址及其出土瓷器的工艺特征，40℃的高温天让他累至中暑，却在缓过劲后又赶到市博物馆，找出当年他发掘三甘塘古窑时出土的陶器残件，确定了三甘塘古窑为后良渚时期的平地堆烧式窑。在此基础上，作为此书的顾问，他执笔撰写了多篇文稿，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东阳窑的遗存和发掘状况，以及葛府窑作为宋代东阳窑精英的艺术造诣。上海东阳商会副会长、婺州窑陶瓷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旭红，承担了近代东阳窑老职工口述史的组稿工作，多次走访健在的老职工，组织他们口述并审稿。对于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她逐一上门走访，奔走于上海、杭州、东阳等地核对史实，尤其是对近代东阳瓷业开拓者——大生碗厂创办者赵骥的史迹再三请其后人核实，厘清上宅碗厂和东阳瓷厂创办过程中的重叠时间节点和企业名称，保证了史料的翔实可信。而在书稿进入三审时，市文保所副所长楼天良建议：既是窑，就不单单烧制陶瓷，还烧制砖瓦缸壶等，理应补上相应内容。于是，市文保所工作人员吴姚红与文史研究员们驱车下乡，寻访史迹，查漏补缺，力求圆满。市博物馆副馆长傅燕芳对馆藏的大量东阳窑器物进行研究整理，充实了史料内容，使该书图文并茂，资料性和可读性更强。

较之政协文史资料传统意义上的存史资政功能，《东阳窑》和《宋韵东阳》还承担着传播新知功能。“特别是《宋韵东阳》一书，我们先在东阳日报上开设‘东阳风雅宋’专栏，推出宋韵文化系列专题报道，探索文史资料的创新传播，同时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的宋韵文化研究成果。”让胡心欣喜的是，报纸上连载的25篇文稿，不仅引发了读者对东阳宋韵文化的关注，加深了受众认知，而且引出了近20篇新稿，为《宋韵东阳》成书奠定了基础。

受宋韵文化大热影响，市政协书画社顺时应势，举办宋韵文化主题书画展，并邀请《宋韵东阳》文稿作者为书画家讲解东阳宋韵文化，提供创作选题。市政协文史委与市政协书画社“一拍即合”，遴选部分书画作品，作为《宋韵东阳》一书的插画入编此书。为此，市政协书画社社长陈金彪与胡心一起，按“稿”索“骥”，完成了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工作中的一次创新之举，生动展现了东阳宋韵文化独特的物质文明丰韵、政治文明器韵、精神文明神韵、社会文明气韵、生态文明雅韵，全方位多层面展现了宋代东阳的社会风貌和文明品格。

至于《东阳窑》的问世，更是填补了东阳文博事业的一项学术空白。“东阳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了建窑烧制陶器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硬度高、玻化程度高，可见烧造温度已达1200℃以上。”《东阳窑》执行主编华柯说，唐代时的东阳属于婺州，窑场属于婺州窑，但所产的瓷器形制更接近越州窑，因此以县名窑而称为东阳窑。唐代歌山窑和宋代葛府窑的产品达到了同时期婺州窑质量最高水平，葛府窑还出产神秘的“秘色瓷”。两大窑口所产瓷器曾大量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成为海上丝路上重要的大宗产品。新中国成立后，两窑口出土的古瓷器曾送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被誉为婺州窑之上品。可以说，东阳窑历史悠久，代出风华；春山秋水，寸土寸金。

刘过的《游郭希吕石洞二十咏》

瓷风传古，宋韵流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将编纂东阳文化系列丛书为己任，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披沙沥金，在广袤的东阳大地上辛勤耕耘，必将收获更多的硕果。